郑成功与台湾

叙事

他生在日本。

1624 年，一个福建海商的儿子出生在平户的海边，母亲是日本人。同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在台湾西南的沙洲上开始筑城——那座城后来叫热兰遮。几十年后，这两件事会在同一片海湾里撞上。

那个孩子七岁被接回泉州府南安，读书，进南京国子监。他本来该走一条很清楚的路：科举，做官，然后老死在某个衙门里。

改变他的是他父亲。

郑芝龙是那个时代最难被归类的人。他做过通事、海盗、私商，最后被明朝招安，做到福建总兵。他真正的身份是东南海面上的税吏——凡是要在这条海路上做生意的船，都得挂他的旗、纳他的费。那不是一个官位，那是一整个海上帝国。

1645 年，南京失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是为隆武帝。这个流亡朝廷全靠郑家的兵和钱撑着。隆武帝见到郑芝龙的长子，很喜欢他，赐他国姓朱、名成功，授忠孝伯。

“国姓爷”这三个字，从此跟了他一辈子。荷兰人后来在文书里管他叫 Koxinga——那正是闽南话“国姓爷”的音。

但赐姓换不来兵。第二年清军入闽，郑芝龙做了一个在他看来极其合理的决定：他这一辈子都在算账，算下来明朝已经不值得押注了。他决定降清。

儿子跪下来劝他。史书记下的意思是：父亲一去，儿子只能领兵抵抗，父子将从此在两边。郑芝龙没有听。他带着少数亲信北上去见清军统帅，随后被押往北京——他以为自己是去谈条件的，结果是去做人质的。

紧接着的事更狠。清军攻入安平，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死在乱中。

他去了南安的孔庙，把身上的儒生衣冠烧了。

烧掉的是那条本来很清楚的路。此后十余年，他做的是他父亲做过的事——控制海路，收税，养兵——但目的完全反过来：他父亲用这套东西向所有政权收租，他用这套东西只养一支军队。

那十几年里他打得很凶，也一直打不开局面。清朝的陆权太厚，他的海权太薄。真正的机会只有一次：1659 年，他和张煌言合兵北上，沿长江直取南京。那一次他几乎成功了——江南的府县望风归附，南京城被围。

然后他停下来了。城中守将递话出来，说清朝有例，守城满一月而援兵不至方可请降，请他宽限。他信了，把大军散在城外，等一个日期。等来的是入城的清军援兵和一场突袭。这一战之后，郑军退回厦门，大陆上再没有可以立足的据点。

海上的人，被逼回海上。

而海的对面，那座岛已经被荷兰人经营了三十几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是一个国家，是一家公司——一家有军舰、有堡垒、有法庭、能对外宣战媾和的公司。它 1624 年在大员的沙洲上筑城，图的从来不是土地，是位置：从这里向北通日本，向西通大陆，向南通巴达维亚，三条最赚钱的航线在此交汇。公司要的是一个转口的仓库和一个收税的关卡。

但要转口就得有人。荷兰人从福建招募汉人来台开垦——种甘蔗，种稻，捕鹿。到郑成功东征前夕，岛上的汉人已有数万。这些人替公司创造了大部分财政收入，也承受了大部分税：人头税、渔猎税、狩猎执照、村社承包……1652 年，一个叫郭怀一的移民领袖带人起事，被荷方联合原住民镇压，死者以千计。

所以当郑成功的船出现在鹿耳门，岛上的汉人不是旁观者。这一点，荷兰人事后才想明白。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何斌的人从台湾渡海而来。

何斌本是郑芝龙的旧部，后来到台湾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做通事、管税，是当地汉人里最有分量的人物。他在两边都有账要算，最后在荷兰人这边露了馅，只能跑。他跑到厦门，带来两样东西：一张台江内海的水道图，和一句话。

他说，台湾土地肥沃，方圆数千里，粮食足、物产丰、扼海路之要，是可以成就霸业的地方。而荷兰人在那里的兵，不到一千。

对一个刚刚失去所有陆地根据地的人，这句话的分量无需解释。

1661 年 3 月 30 日，郑军自金门料罗湾出海。史料记他带了约二万五千人、数百艘船——这个数字后世有争议，但无论取哪一说，这都是当时东亚海面上罕见的一次远征。船队先到澎湖，遇上逆风，被困了几天。粮食快尽的时候，他下令冒风开船。

4 月 30 日拂晓，郑军出现在鹿耳门。

这是整场战争的胜负手。台江内海只有两条入口，南边的大港正对热兰遮城的炮口，荷兰人守了几十年，不可能从那里进。北边的鹿耳门水道极浅，荷兰人认定大船进不来，连一个哨兵都没派。

何斌知道那里的潮。

那天大潮，郑军的船队从鹿耳门鱼贯而入，没有遇到一发炮弹。等荷兰人从热兰遮城上望见的时候，台江内海里已经密密麻麻全是帆。而热兰遮城的炮，全部朝着另一个方向。

荷兰台湾长官揆一是个不肯认输的人。他做了两件事：派兵在北线尾沙洲上迎击登陆的郑军，派军舰去海上打散郑军的船队。

两件事都办砸了。

北线尾的荷军由队长贝德尔率领，二百四十人。他们排成整齐的横队，按照欧洲战场的规矩前进，相信一轮排枪就能让“东方的乌合之众”崩溃。等在他们对面的是郑军的老兵——那些人打了十几年仗，用的是弓箭、藤牌和长刀，而且从两翼包了上来。荷军当场死了一百一十八人，队长贝德尔也在其中。

海上，荷兰的主力舰赫克托号被郑军的战船围住，在混战中沉没。

三天之后，赤崁的普罗民遮城投降。这座城本就没有水源，四百人的守军被围断水，抵抗毫无意义。守将开城，两百七十人撤出。

到这里为止，郑成功用了不到十天。他大概以为剩下的也会很快。

他错了。

热兰遮城是另一回事。这是一座标准的欧式棱堡：厚墙，斜面，突出的角堡互相掩护，攻方无论从哪个方向靠近，都会同时暴露在两个方向的交叉火力下。它的墙不是用来挡炮弹的，是用来消化炮弹的。

5 月 25 日，郑军架起二十八门大炮，正面强攻。结果是一场屠杀——不是荷兰人被屠杀。郑军在城下丢下上千具尸体，伤者七八百，而城墙基本完好。

那一天之后，郑成功换了打法：不打了，围。

围城是一场比耐性的游戏，而这场游戏对郑成功尤其残酷。他的两万多人要吃饭，台湾的存粮撑不了多久。于是他一边围城，一边把大批部队派到各地屯田——这个决定救了军队，也埋下了新的血。屯垦的郑军进入原住民的地界，冲突随之而来；在中部，大肚一带的部落打垮了郑军的一支屯田部队，几千人的队伍最后剩下的不足一个零头。

海的那一边，巴达维亚的荷兰总部收到求援。援军来了，七百人，十艘船。9 月 16 日，双方在台江内海打了一场硬仗。荷军的战舰在浅水里施展不开，两艘船先后搁浅，一艘被炮火引爆，一艘被火船烧毁。这一仗荷军阵亡一百二十八人，郑军阵亡一百五十人——数字上几乎持平，但对被围的一方而言，最后的希望没有了。

僵局持续到冬天。

打破它的是一个人的叛逃。一名荷兰士官越墙投降，对郑成功说了一件荷兰人自己都不愿承认的事：热兰遮城的命门不在城墙，在城外那座俯瞰全城的乌特勒支碉堡。拿下那个高地，重炮就能直接俯射城内。

1662 年 1 月 25 日，郑军把所有的炮都对准了那座碉堡。史料记下的数字是：那一天郑军发射了两千五百发炮弹，其中约一千七百发砸向乌特勒支。晚上八点半，碉堡的火药炸了，整座堡垒塌了下去。

热兰遮城的城内，从那一刻起，任何一个角落都在郑军的炮口下面。

两天后，大员评议会投票，决定谈判。揆一是投反对票的少数——但他也知道，再守下去，城里的一千人只是死得更慢一点。

2 月 1 日，双方在大员街立约。荷兰人交出城池、火炮和四十七万一千五百荷兰盾的商品财货，郑成功则允许他们带着私人财物、全副武装、鸣鼓张旗地登船离开。这是当时欧洲军事礼节里给予“光荣投降”的待遇——一个中国将领把它完整地给了对手。

2 月 9 日，约两千名荷兰人上船。九个月的围城，荷方阵亡六百三十二人，被俘五百六十八人；郑军的阵亡数，今人估计在三千到五千之间。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三十八年的统治，结束了。

郑成功进城之后，把台湾改名东都，赤崁设承天府，下辖天兴、万年两县，另设澎湖安抚司。他派兵屯田，划分田界，立学校，用一套完整的府县制度覆盖这座此前从未被纳入任何中原王朝版图的岛。这是台湾第一次有郡县。

他没有看到这套制度长成什么样子。

1662 年 6 月 23 日，郑成功在台湾病逝，年三十九。从他登陆鹿耳门到这一天，只有一年零两个月。

死因至今是一笔糊涂账。有说他暴疾而亡，有说他患热病发狂，传教士的记载里他临终时神志失控。但那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本身就足以压垮任何人：南明永历帝在缅甸被擒，随后被杀，他效忠了一辈子的那个“明”，从此在名义上也不存在了；他父亲郑芝龙在北京被处死；而他自己的长子郑经，在厦门与乳母生了孩子——他下令处死儿子，厦门的将领拒不执行。

一个人可以对抗一个帝国，但没办法同时对抗全世界。

也应当把话说完整：他给这座岛带来的不只是府县和田亩。屯田的军队进的是别人的猎场，被划为“无主荒地”的地方，往往是原住民世代赖以生存的鹿场。冲突不是意外，是制度的必然。荷兰人此前用传教和武力管理番社，郑军用兵营和犁头，两者对原住民而言未必是善恶分明的更替。这不影响这一战本身的性质，但它属于同一段历史，不该被叙述省略。

他死后，郑经渡海继位，把东都改称东宁。明郑在台湾又撑了二十一年，直到 1683 年清军渡海，郑克塽降。清朝随后在台湾设府，隶福建省——这是台湾正式进入中原王朝行政版图的开始，而它的前提，恰恰是那个失败的复明者在此建立的府县、田亩和人口。

历史有时候很难堪：一个人一生想做的事，最后一件也没成；而他顺手做成的那件事，改变了此后几百年。

考据

史源结构。 本条目的史料分三系，各有偏向，必须交叉读。

一是郑方记载。杨英《从征实录》为郑成功户官所记，属当事人日录，最近第一手，但视角限于郑军内部，且残缺。江日昇《台湾外记》成书于清初，材料丰富，带小说笔法，年月常有出入，只可作旁证。

二是荷方档案。《热兰遮城日志》（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的逐日公文记录，围城期间的兵力、炮击、伤亡数字大多出自此系，可信度最高。揆一（Frederick Coyett）事后所著《被忽视的福尔摩沙》（‘t Verwaerloosde Formosa）为其个人辩护之作——他回巴达维亚后被公司问罪流放，此书旨在证明失败的责任不在他而在总部见死不救。凡涉责任归属处，需打折读。

三是清代方志。台湾府志系统提供了明郑行政建置的框架，但立场是清朝官方对前朝的追述。

关键数字的分歧。

兵力。 二万五千与一万一千七百两说并存，差距近一倍。分歧点在于统计口径：前者当为东征总动员数（含后续梯次与水手），后者疑为首批实际渡台的战兵。本条目采二万五千，并在 disputes 中并列异说。

登陆日期。 荷方日志系于公历 1661 年 4 月 30 日拂晓入鹿耳门；中文旧籍多作四月初二。农历四月初一即公历 4 月 30 日，两说相差一日，很可能是”入水道”与”登岸扎营”被分别计日所致。本站以公历系年，采 4 月 30 日。

伤亡。 荷军阵亡六百三十二、被俘五百六十八，出自荷方自计，数字较硬。郑军阵亡三千至五千为今人估算区间——郑方无系统伤亡统计，且屯垦期间与原住民冲突的死亡是否计入，各家处理不同，故只能给区间。

争议辨析：这一战该怎么称呼。

中文语境里有”复台""收台""驱荷”等说法，各自都携带立场。就史实层面，可以确定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自 1624 年在大员筑城，通过武力与商业双重手段建立殖民统治，其间对汉人移民课以重税，1652 年郭怀一起事被镇压，死者以千计。郑成功东征的直接结果，是这一殖民统治的终结，和台湾第一个汉人政权的建立。

关于郑成功的动机。

传统叙述强调”以台湾为根本，进图恢复”。但需要看到时间顺序：南京之役的惨败在 1659 年，何斌献图在此之后，东征在 1661 年。取台湾是在大陆战略破产之后才浮上台面的选项。同时也不能忽略另一面：台湾一直在郑氏海商网络的经营范围内，郑芝龙时代即有汉人移垦，郑成功对那片海域并不陌生。两种解释都在 disputes 中并列。

尚未实查。 本条目所有史料出处均标 待核、verified: false。卷次一律不填——不得凭记忆编造，这是本站铁律。实查《从征实录》《热兰遮城日志》中译本、台湾府志后回填。

注释

• 郑成功（1624–1662）：本名森，字明俨，号大木。隆武帝赐姓朱、名成功，故称”国姓爷”。永历帝封延平王。
• 国姓爷 / Koxinga：荷兰、西班牙文献中对郑成功的通称，音译自闽南语”国姓爷”（Kok-sèng-iâ）。
• 热兰遮城（Fort Zeelandia）：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大员沙洲所筑的主城，1624 年起建，1634 年竣工。汉人称台湾城、安平城、王城。今台南安平古堡。
• 普罗民遮城（Fort Provintia）：荷兰人在赤崁所筑的次城。今台南赤崁楼。
• 大员（Tāi-uân）：荷据时期对今台南安平一带沙洲的称呼，“台湾”一名即由此而来，最初只指这一小片沙洲。
• 鹿耳门：台江内海北侧的浅水道，今台南安南区。因水浅，荷兰人认为大船不能通行，未设防。
• 北线尾：台江内海口的沙洲，今已与陆地相连。
• 乌特勒支碉堡（Redoubt Utrecht）：热兰遮城外制高点上的独立小堡，居高临下，为全城屏障。
• 揆一（Frederick Coyett，约 1615–1687）：荷兰东印度公司末任台湾长官。降后被公司问罪，流放班达群岛十余年，晚年获释返荷，著《被忽视的福尔摩沙》自辩。
• 何斌：又作何廷斌，福建南安人。原郑芝龙部属，后为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兼税吏，1659 年前后逃归郑成功，献台江水道图。
• 承天府：郑成功在赤崁设立的行政中枢，下辖天兴县、万年县——台湾史上第一次实行郡县制。
• 安抚司：明代在边地设置的军政合一机构。郑成功于澎湖设之。
• 棱堡：文艺复兴后期欧洲发展出的城防形制，以突出的多边形角堡消除射击死角，正面强攻代价极高。热兰遮城即此制。
• 排枪与藤牌：北线尾之战中，荷军所恃为线列排枪战术，郑军所恃为藤牌兵近身与两翼包抄。两种战术在此正面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