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蜀与后蜀

叙事

成都是一座很难被打进去的城，也是一座很难守住的城。

这两句话听起来矛盾，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四川盆地四面是山，进来的路只有那么几条，所以只要守住剑门，天下再乱也淹不到这里；可一旦那几条路被走通，盆地里就再无第二道防线——山把敌人挡在外面，也把所有的退路一起挡死了。

五代六十年，这件事在成都发生了两次。两次都是先富庶，后速亡。

一个盐贩子的三十年

前蜀的开国皇帝叫王建，许州舞阳人，年轻时的职业是杀牛和贩私盐。

唐末的私盐贩子是个特别的行当。盐是官榷，贩私盐意味着长年和官府捉迷藏，要有刀，要有队伍，要有路子，要能在关键时刻判断谁可信谁不可信。黄巢也是盐贩出身。这个行当训练出来的人，进了乱世的军队，往往比读书人更懂人心。

王建后来投了忠武军，在护送逃亡的唐僖宗时立了功。此后二十年，他做的事只有一件：一寸一寸地把西川吃下来。唐廷授他西川节度使，他就以节度使的名义打邻镇；打下东川，两川合一；903 年，唐朝封他为蜀王。

四年后，朱温废唐自立，改元后梁。

消息传到成都，王建的选择是：不承认。理由说得堂皇——唐室倾覆，我为唐臣，义不受伪命。做出来的事很实在：907 年，他自己也称了帝，国号大蜀。

这一年他六十岁。一个杀牛贩盐的人，走了三十多年，走到了皇帝的位置上。这不是奇迹，这是唐末的常态——当整个秩序崩塌，出身就不再是门槛，能活下来并且能让别人跟着你活下来的人，就会站到最上面。

王建做皇帝，做得比人们预期的好。他不识字，但他知道自己不识字，于是极力搜罗中原逃来的士人。前蜀的开国制度，几乎都出自一个人之手——韦庄。

韦庄是唐末大诗人，写过《秦妇吟》，那是一首把黄巢乱后长安的惨状写到骨头里的长诗。他在中原看够了崩溃，最后落脚成都，为王建掌书记，官至吏部尚书、同平章事。910 年，他死在成都。他还有另一重身份：花间派的词人。这个身份在后面会变得重要。

王建治蜀，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招纳流亡。中原打成一锅粥，蜀中却在积攒人口、粮食和钱。这就是盆地的地理红利——只要不主动往外冲，乱世反而是它的丰年。

918 年六月，王建死，七十一岁。

如今成都还留着他的坟，叫永陵，1942 年发掘。它是已发现的唯一一座地上皇陵——不挖进土里，而是把陵室垒在地面上，据说是因为成都地下水位太高。棺床的浮雕上刻着一支完整的宫廷乐队：舞伎二人，乐伎二十二人，乐器二十种二十三件，后人称之为「二十四伎乐」。

一个不识字的盐贩子，把自己的来世托付给了一支永不散场的乐队。

二十四岁的亡国之君

继位的是王建的第十一子王衍，时年十七。

关于王衍，史书给的形象非常一致：好游乐，喜奢华，宫室连绵，出巡时旌旗数十里。他自己写词，穿道士的衣服，戴大帽子，让宫人也戴。他去青城山，去秦州，一路歌舞。

把亡国全部记在这个年轻人的账上，是省事的写法，但不完全公道。真正致命的是结构——王建晚年杀掉了一批开国功臣，宦官与嬖幸得势；王衍即位后，朝政落在母亲徐太后和一批近臣手里，卖官鬻爵成了常规操作。军队还是那支军队，但指挥它的人，已经不是靠打仗上来的人了。

925 年九月，后唐庄宗李存勖发兵伐蜀。名义上的统帅是他的长子李继岌，实际的主帅是枢密使郭崇韬，兵力步骑六万。

这场仗几乎不能称之为仗。

北路唐军出散关，一路南下，蜀军望风而降——不是败，是降。守将们不等交锋就献城，因为他们看不出替这个朝廷卖命有什么意义。当唐军抵近成都时，前蜀的宰相还在劝王衍出城迎降，理由很简单：抵抗也没用。

十一月，王衍身穿白衣，口衔玉璧，牵着一头羊，绳索系颈，步行到成都北五里的升仙桥，等着受降。这是古礼里投降的最高规格——把自己摆成一头待宰的牲口。

从出师到成都陷落，大约七十日。

灭一国用七十天，这个记录在当时是耸人听闻的。它的代价在第二年显现：926 年正月，郭崇韬在成都被杀——功高、势重、又远在千里之外，这三条凑齐，在后唐的宫廷里就是死罪。同年，被押送北上的王衍一家死在秦川驿。杀人的诏书本来要处死「王衍一行」，枢密使张居翰把「行」字改成了「家」字，随行的一千多人因此活了下来。

王衍死时二十四岁。前蜀立国十八年，二主。

一个在乱世里富了十八年的地方，用七十天证明了：财富不是防线。

沉默的九年，与只当了七个月皇帝的人

前蜀亡后，蜀地归后唐直辖。派去镇守西川的，是孟知祥。

孟知祥和沙陀李氏是姻亲，属于后唐统治集团的核心。他到成都的时候，大概没想过自己会在这里称帝——但历史给他安排的角色，和给王建的一模一样：中原自己乱了。

李存勖死于兵变，李嗣源上台，后唐朝廷对远方的猜忌越来越重，一次次派人来削他。孟知祥的应对是一步一步的：先自保，再吞并东川。932 年，他击杀东川节度使董璋，两川再度合于一手。933 年，后唐只好承认现实，封他为蜀王。

934 年正月，孟知祥称帝，年号明德。史称后蜀。

同年九月，他病死了。在位约七个月。

一个用九年时间、极其耐心地走完全部布局的人，坐上皇位只坐了七个月。他留下的位置，给了十六岁的儿子孟昶。

三十一年好日子

孟昶是这个故事里最容易被误读的人。

他十六岁即位，面对的是一群跟着他父亲打天下的骄兵悍将——这些人当街纵马，视少年天子如无物。孟昶用了几年时间，把他们一个一个除掉：李仁罕被诛于朝堂，张业死于殿廷。史书写这些事写得很短，但把它放回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的处境里看，那是拿命换来的政权。

此后是三十一年。

这三十一年，是五代六十年里最安静的三十一年。中原换了五个朝代，打了无数场仗；成都在种花。孟昶在城墙上遍植芙蓉，秋来四十里如锦绣——「芙蓉城」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他劝农，修水利，蜀中富庶，商旅辐辏。

也是这三十一年，蜀中做成了两件影响极远的事。

一件是词。940 年，赵崇祚编成《花间集》十卷，欧阳炯作序，收晚唐五代十八位词人五百首作品。这是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收在里面的温庭筠、韦庄，一个是词体的定型者，一个是前蜀的开国宰相。词这种从酒宴歌席里长出来的文体，在中原的战火里是长不出来的——它需要长期的和平、有钱的城市、听得懂音乐的听众。蜀中恰好三样都有。宋词的半个源头，在成都的宴席上。

另一件是印刷。宰相毋昭裔主持在成都学宫刻石经，即「广政石经」；他还出私财雕版印《九经》。这两件事的意义要放到一百年后才看得清：宋代蜀刻本天下第一，不是偶然，那是后蜀留下的工匠、版式和传统。

一个不打仗的地方，把钱花在了词和书上。

问题也正出在「不打仗」。

三十一年不打仗，意味着这支军队三十一年没有打过仗。而北方那支军队，三十一年里几乎没有停过。

六十六天

964 年十一月，宋太祖赵匡胤发兵伐蜀。步骑六万，分两路：王全斌部约三万出凤州南下，刘光义部约三万自归州溯江西上。

后蜀的应对，是把军事交给枢密使王昭远。这个人自幼在孟昶身边，读过一些兵书，酷爱谈论军事，出征时手执铁如意指挥若定，自比诸葛亮。蜀军约三万北上，迎战宋军。

结果是：他连一场像样的仗都没打成。

宋军两路并进，剑门天险被绕道攻破——所谓天险，从来不是不可逾越的墙，只是一道需要人去守的门。王昭远兵败被擒。据说他被俘时痛哭流涕。

965 年正月，孟昶命宰相李昊写降表。这个李昊，四十年前替王衍写过同一份文书。成都人夜里在他家门上写了两个字：世修降表。

孟昶出降于升仙桥——和王衍同一座桥。

从宋军发兵到孟昶投降，六十六日。

宋朝在这一战中得到的账目是：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千二十九。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直接支撑了此后宋灭南汉、灭南唐的军费。

孟昶被送往汴京，封秦国公。到汴京七日，死了。年四十六。

他的宠妃花蕊夫人写下了那首后来传诵不休的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四句诗的力量在于它把耻辱说得很干净：十四万人放下武器，没有一个是男人。但它也有它的不公——不是那十四万人不肯打，是三十一年来没有人教他们怎么打，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打。

军队的战斗力不是储存在人身上的，它储存在制度、训练和战争的记忆里。这三样东西，后蜀都没有。

尾声：胜利者的账

故事没有在孟昶投降那天结束。

破城之后，王全斌纵兵抢掠。他克扣蜀军降卒的钱粮和装备，又担心这些人生变，索性在成都杀降卒二万七千人。

于是蜀地反了。后蜀降将全师雄被推为首领，众至十万，波及十七州。宋朝为了平定这场自己一手制造的叛乱，花了整整两年——比灭掉后蜀本身长了十倍。

事后清算，查出王全斌等人在蜀地贪墨六十四万六千八百余贯。百官议罪，说依法当死。赵匡胤没杀他，只是贬官——灭国之功，终究还是抵了大半。

这是整件事最冷的一笔。宋朝用六十六天拿下一个国家，又用两年时间，把这六十六天里省下的力气，连本带利地还了回去。

蜀地的两次立国，讲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地理可以给你时间，但不会给你办法。四川盆地把外面的乱世挡了几十年，让王建和孟昶都能安安稳稳地把这块地方治理成天下最富的地方之一。可当外面的乱世终于结束、一个统一的政权重新站起来时，那道山就变成了盒盖——它挡不住真正准备好的人，却挡住了所有逃出去的路。

七十天，六十六天。两次都是不到十周。

而蜀中留下来的东西，反而活得比这两个王朝都长：五百首词，一部石经，一套雕版，一支永远不会散场的二十四人乐队。

考据

两蜀的起讫。 前蜀 907—925，二主十八年；后蜀 934—965，二主三十一年。后蜀年数亦有作三十三年者，那是把孟知祥事实割据西川的年份计入，本站取称帝之年（934）起算，理由是与前蜀采同一口径。前蜀 917 年一度改国号为「汉」、次年复称「蜀」一事，诸书记载简略，本站从改号说，但列入争议。

「七十日」与「六十六日」。 这两个数字是两蜀故事中传播最广的一对，且都出自胜利者一方的叙述——需要注意的是，速亡的记录越耸动，对征服者的功绩越有利。后唐伐蜀，同光三年（925）九月出师，十一月王衍出降，「七十日」为通行说法，但诸书对出师与受降的具体系日并不一致，故本站视为约数，已列入争议。宋伐后蜀，乾德二年（964）十一月发兵，乾德三年（965）正月孟昶降，「六十六日」之数在《宋史》系统的记载中较为稳定，且与灭国后所得州县户口数（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千二十九）同出一处。

兵力。 两次伐蜀，中原方面的记载都是「六万」。这个数字在后唐一方是李继岌、郭崇韬所统之总数；在宋一方是王全斌（北路，约三万）与刘光义（东路，约三万）两路之和。两个「六万」如此整齐，值得警惕——它可能是实数，也可能是史官取整。本条目照录，不作调整。

降卒二万七千。 王全斌在成都杀降卒的数字，是理解后续全师雄之乱（众十万、波及十七州、乱两年）的关键。此数与王全斌贪墨的「六十四万六千八百余贯」同见于宋人对平蜀善后的追论。这类由胜利者自己记录下来的污点，可信度通常反而较高——没有人会替自己编造罪证。

《述国亡诗》。 「十四万人齐解甲」旧题花蕊夫人作，宋人笔记多如此记，亦有伪托或经宋人润色之说，作者归属存疑，已列入争议。诗中「十四万人」是否即后蜀实有兵额，同样无从坐实——它更像一个用于对照「无一男儿」的整数。

《花间集》与广政石经。 《花间集》成于广政三年（940），赵崇祚编，欧阳炯序，十卷，十八家五百首。广政石经由宰相毋昭裔主持刻于成都学宫，宋代及以后续有补刻，前后延续甚久，故传世拓本情况复杂。毋昭裔另出私财雕版印《九经》——这是中国印刷史上极关键的一环，也是「蜀刻本甲天下」的前史。

永陵。 王建墓 1942 年发掘，是已发现的唯一一座地上皇陵。棺床浮雕「二十四伎乐」：舞伎二人、乐伎二十二人，乐器二十种二十三件，为迄今所见唯一完整反映唐及前蜀宫廷乐队组合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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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剑门：今四川剑阁县北，大剑山中断处，两崖对峙如门，为由汉中入蜀的咽喉。
• 升仙桥：成都北五里，前蜀王衍与后蜀孟昶两代降主皆于此出降。
• 衔璧牵羊：古礼中最重的投降仪节。口衔玉璧、牵羊、以绳系颈，表示自比牺牲，听凭处置。
• 同平章事：全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宋时期宰相的实际职衔。
• 枢密使：唐末五代掌军政机要的要职，权势常在宰相之上。后唐郭崇韬、后蜀王昭远皆任此职。
• 毋昭裔（毋，读 mù）：后蜀宰相，主持刻广政石经、雕版印《九经》。
• 芙蓉城：成都别称。孟昶于城上遍种芙蓉而得名；「锦城」之名则来自蜀锦。
• 永陵：王建墓，在今成都市金牛区。⚠️ 与其他朝代的「永陵」（如明世宗永陵）非一处。
• 李昊：前蜀、后蜀两朝皆任宰相，两次代降主草降表。成都人夜书其门曰「世修降表」——这句刻薄话，是当时人给这段历史下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