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三次北伐

叙事

一个荆州刺史的算术

桓温真正被朝廷记住，是从蜀地开始的。

永和二年冬天，他没等诏书回复就发兵西上，第二年三月打进成都，成汉亡国。这一战让所有人都惊了一下——一个方镇长官，带着不算多的兵，灭掉了一个盘踞四十余年的政权。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建康的宰辅们开始睡不好觉。

东晋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它的皇帝没有兵，兵在方镇；方镇最重的是荆州，而荆州顺流东下，旬日可抵建康。所以自王敦、苏峻以来，朝廷的第一要务从来不是北伐，而是防着上游那个人。桓温灭蜀之后，朝廷的应对是扶起一个叫殷浩的清谈名士，让他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去北方立功——建康需要一个能和桓温分庭抗礼的功臣。

殷浩北伐了。他先后打了几年，最后被自己招降的羌人姚襄反戈一击，大败而归。

桓温写了一封奏疏，把殷浩废为庶人。

于是朝廷用来平衡他的那根杠杆，被他自己拿走了。此后二十年，北伐这件事在东晋只属于一个人。

理解桓温的三次北伐，必须先接受一个不太好听的前提：在东晋，北伐从来不只是一项军事行动，它同时是一场内部的权力交易。 打赢了，功勋归主帅，主帅的分量在朝廷里就更重一分；打输了，也没关系，输的是国家。这不是桓温发明的规则，但他把这条规则用到了极致，也最终被这条规则反噬。

第一次：他看见了长安，但只看见

永和十年二月，桓温率步骑四万余人自江陵出发，走武关道，另遣梁州刺史司马勋从子午道并进。目标是关中的前秦。

前秦立国不过三年，君主苻健，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四月，桓温在蓝田大破秦军。这一仗打开了关中的门户。晋军推进到长安东面的灞上——从灞上往西望，长安城就在眼前，那是西晋的旧都，也是被胡人取走了四十年的地方。

关中的父老牵着牛、提着酒到军门来看他。有人哭着说，没想到今天还能再见到官军。

这大概是桓温一生中离“光复”两个字最近的一刻。

然后他停下了。

停下的原因，最直接的一条是粮食。桓温的算盘是就地取食——关中的麦子快熟了，割了就是军粮。苻健比他更早想到这一点，抢在晋军之前把麦子收干净，然后坚壁清野，把人和粮食都收进城里。四万大军的肚子，忽然悬在半空。

六月，白鹿原一战，晋军死者万余人。补给见底，苻雄又率七千骑绕到子午谷，把司马勋那一路先打了回去。桓温已经没有第二个选择：他徙关中三千余户南归，撤军。撤退途中遭前秦军追击，死伤以万计。

在灞上，还发生过一件事。

一个穿着粗布短衣的年轻人来求见，一边捉着身上的虱子，一边和桓温谈论天下大势，旁若无人。他叫王猛。

桓温问他：我奉天子之命，率十万义兵为百姓除残贼，而关中豪杰竟无一人来见，这是为什么？

王猛说：您深入敌境数百里，长安近在咫尺，却不肯渡灞水——大家不知道您到底想干什么，所以不来。

桓温沉默了很久，说：江东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你。

他请王猛一起南下，王猛没有去。三年后，王猛入关中，做了另一个人的宰相——那个人叫苻坚。

王猛那句话之所以致命，是因为它说破了一个不能被说破的东西：桓温要的不是长安，是长安带来的分量。 真渡了灞水，就得在关中长期驻军、经营、承担一场可能持续数年的消耗战——而他的根基在荆州，人不能同时站在两个地方。

关中父老不是傻子。他们只是在等一个愿意留下来的人，而桓温不是。

第二次：故都收复，然后被丢下

永和十二年七月，桓温再次出兵，这一次的目标是洛阳。

彼时的洛阳，控制在一个叫周成的人手里，而击败殷浩的那个姚襄，正带兵围着洛阳城。八月，桓温进至洛阳城南的伊水，姚襄撤围来战，被桓温击破，西逃。周成开城投降。

洛阳——西晋的都城，晋室宗庙陵寝所在——回来了。

桓温做了一件很像样的事：他修复了被毁的皇陵，置陵令守护。然后他上疏朝廷，请求还都洛阳。

建康的反应，是安静。

士族们已经在江南住了四十年。他们的田庄、部曲、姻亲、乡里，全都在这里。北方的祖坟固然是要哭一哭的，但真要举国北迁，回到一座残破、四面受敌、随时会被前燕铁骑扑到城下的旧都——没有人愿意。而且所有人都清楚：迁都洛阳，意味着朝廷从此坐在桓温的刀锋之下。

于是这件事被无限期地拖了下去。有人建议先派人去修葺宫室，有人建议先迁陵，一层一层的议论，把一个提案埋进了公文堆里。

桓温留下颍川太守毛穆之等人戍守洛阳，自己回了荆州。

结果就是：洛阳成了一座孤悬于千里之外的城，前面是前燕的骑兵，后面是不肯发一兵一卒的朝廷。

兴宁三年三月，前燕攻克洛阳。守将沈劲战败被俘，不屈而死。他手上的兵，少得根本不该被留在那里。

桓温收复洛阳，用了一个多月。洛阳丢掉，用了九年——九年里，没有人为它做过任何一件实事。

这是三次北伐里最刺痛人的一段。它证明的不是“打不下来”，而是打下来了也守不住，因为整个国家在心里已经不要它了。

第三次：枋头

太和四年四月庚戌，桓温自姑孰领五万人出发，北伐前燕。

这一次的形势其实不坏。前燕的柱石慕容恪已死，朝政落在太傅慕容评手里，此人的主要才能是敛财。晋军沿水路北上，接连取胜，一直推进到枋头——距离前燕都城邺，已经不远了。

问题出在两件事上。

第一件是水。桓温的五万人靠水路运粮，而黄河与汴水之间需要开凿石门以通漕运，这件事交给了豫州刺史袁真。袁真没有办成。

第二件是慕容垂。

前燕在最危急的时候，把兵权交给了他们一直提防的那个人——吴王慕容垂。慕容垂领兵出拒，与晋军对峙于枋头，不急于决战。他要的东西很简单：时间。晋军的粮道已经出了问题，秋天正在过去，而北方的冬天不等人。

同时，前燕许诺割虎牢以西之地给前秦。苻坚遣苟池、邓羌率步骑二万来救。

九月丙申，桓温烧掉船只，抛弃辎重铠甲，改从陆路撤退。

慕容垂率八千骑跟在他后面，不打。

慕容垂对部下解释过这件事：桓温刚退，必定戒备森严，我们追上去，他一定死战；不如缓缓跟着，等他走得远了、松懈了、疲了，再发动。

桓温走得极其小心。他怕燕人在水里下毒，一路凿井取水，就这样陆行七百余里。到了襄邑，戒备终于松了。

慕容垂的八千骑从后追至，慕容德的四千骑早已伏在襄邑东涧——两面夹击。晋军大败，死者三万余人。溃退到谯郡，前秦的两万援军又在那里等着，杀伤又以万计。

五万人出去，回来的不到一半。

这一败，把桓温的一生劈成了两段。

在此之前，他是那个灭成汉、复洛阳、望长安的人。他曾躺在床上对亲信说：一个人如果不能流芳百世，难道不能遗臭万年吗？——这话听起来嚣张，其实是一个赌徒在报出自己的底线：他要的是被记住，正名之类的东西可以再谈。

枋头之后，他不能再赌了。

功勋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而这份资本刚刚亏空了一大半。他先把责任压给袁真——石门不开，粮道断绝，罪在督运者。袁真不服，据寿春反叛，太和六年才被平定。然后，他做了那件他本来指望用北伐的功勋来换的事：

太和六年十一月，桓温废黜皇帝司马奕，改立简文帝。

他以为废立能补上枋头的窟窿。他错了。废立带来的是恐惧，不是威望——而恐惧不能变成禅让的合法性。他晚年一直在等一样东西：九锡。那是权臣代禅前的最后一道仪式。谢安和王坦之在起草九锡文的时候，一遍一遍地改，一稿一稿地拖。

拖到宁康元年，桓温病死，年六十二。九锡文还没有写完。

尾声

第三次北伐行军途中，桓温路过金城，看见自己年轻时任琅邪太守所种的柳树，已经长得极粗。

他抚着树枝，久久不语，然后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这句话被记了一千六百年。它像是一个统帅在感慨时间，其实更像一个赌徒在盘账——他知道自己老了，知道机会正在关上，而他想要的那两样东西，一样是长安，一样是九锡，一样都还没到手。

桓温死后不到半个世纪，另一个从北府兵里出来的人，沿着他没走完的那条路一直走了下去：先北伐立功，再入朝执政，最后代晋。那个人叫刘裕，他打进过长安，也没能守住。

而王猛在关中辅佐苻坚，把北方捏成了一个整体。枋头之败十四年后，那个整体倾国南下，在淝水碎掉。

灞上的那次谈话，两个人谁都没有说服谁。但历史后来把他们各自的答案都验算了一遍。

考据

史源。 本条目主要依据《晋书·桓温传》与《资治通鉴》晋纪相关诸条，兼采《晋书》载记（苻健、苻坚、慕容暐诸篇）。卷次一律标「待核」，verified: false——本站铁律：不得凭记忆填写卷次。实查后回填。

关于白鹿原之战的胜负。 这是三次北伐里最典型的一处史料打架。《资治通鉴》记永和十年六月桓温与苻雄等战于白鹿原，晋军不利，死者万余人；而《晋书》一系的记载中，却有晋军于白鹿原击破苻雄的说法。二者不能同时成立。本站采通鉴之说，理由是它与紧随其后的「缺粮—徙民—退兵」的走向自洽：一支刚在决战中得胜的军队，不会在半个月内放弃眼前的长安。另一种调和之说认为白鹿原前后交战不止一次，通鉴有所并合。此争议标为 researched: false——只知有异说，未详考。

关于三次北伐的兵力。 第一次「步骑四万余人」、第三次「五万人」，两个数字在《晋书》与《资治通鉴》中互见，出入不大。第三次北伐晋军死者「三万余人」、前秦援军「步骑二万」、慕容垂「八千骑」、慕容德「四千骑」，皆为史籍明载之数。古代战报的兵力数字普遍存在夸大，尤其是败方的损失数与胜方的斩获数——读者宜将其视为量级，而非精确统计。

关于「神州陆沉」之叹。 此语见于《世说新语·轻诋》，记桓温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僚属登平乘楼眺望中原而发。问题是：「入洛」指向第二次北伐（356），而「过淮泗」的行军路线却是第三次北伐（369）的路径。两说各有拥护者，本站在正文中回避了系年，仅在此说明。

关于桓温的动机。 「北伐是真心还是权术」——这个问题从他生前就在被追问，王猛那句「不肯渡灞水」是最早也最锋利的一次。需要指出的是，这类追问本身有其风险：它容易把一个身处具体处境的人，简化成一个只有一种动机的符号。桓温的处境是真实的：他的兵是荆州的兵，他的粮是荆州的粮，朝廷不但不会给他增援，还盼着他败。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一个统帅都不可能把军队押进关中不计代价地打下去。说他不肯为国家倾尽全力，是对的；说他有条件倾尽全力而不肯，则未必公平。

关于洛阳的九年。 356 年复，365 年失。这九年里，桓温上疏请还都洛阳而朝议不许，是理解东晋北伐困境的关键：北伐的技术难度（打）远低于它的政治难度（守）。一个把重心彻底南移的政权，在心理上早已把黄河以南视为缓冲区而非本土。沈劲以孤军守洛阳而死，是这段历史里少数不含算计的段落。

注释

• 桓温（huán wēn，31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人。历官荆州刺史、大司马、录尚书事，东晋中期最有权势的方镇统帅。
• 灞上：长安城东灞水西岸的高地，自古为兵家逼近长安的最后一站。今陕西西安东。
• 白鹿原：灞水与浐水之间的黄土台原，在长安东南。
• 子午道：穿越秦岭、连接汉中与关中的谷道，南口在汉中，北口近长安。
• 枋头：淇水入黄河处的军事要地，在今河南浚县境内。
• 石门：汴水与黄河之间的漕运口门，通则军粮可自江淮直达河北。第三次北伐的粮道命门。
• 姑孰：今安徽当涂。桓温晚年镇此，在建康上游，顺流一日可下。
• 九锡：天子赐予权臣的九种礼器，自王莽、曹操以来，事实上成为禅代前的固定程序。桓温至死未得。
• 扪虱而谈（mén shī）：一边捉身上的虱子一边谈论国事，形容王猛在权贵面前旁若无人的姿态。
• 慕容垂（mù róng chuí）：前燕吴王，枋头之战的实际胜利者。战后为太傅慕容评所忌，出奔前秦；淝水战后建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