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

叙事

一个刚从血里爬出来的人

710 年之后的长安，是一座很难让人睡踏实的城。

从祖母武则天称帝算起，这座城已经在政变、告密、下狱、灭族的循环里转了二十多年。中宗被毒死，韦后临朝，李隆基带兵夜入宫城把韦氏一党诛尽；睿宗即位，姑姑太平公主与他分庭抗礼，宰相七人有五个出自她的门下。712 年，睿宗把皇位传给了这个儿子；713 年，李隆基先下手，把太平公主一党连根拔掉。

这一年年底，他改元开元。

后来的人习惯把「开元」当作一个自然到来的黄金时代，好像它是唐朝国力累积到某个刻度后自动跳出来的结果。这个印象是错的。玄宗接手的是一个被政治斗争反复啃过的朝廷：官员超编到了荒唐的地步——所谓「斜封官」，是韦后、安乐公主时期用一张斜着封的墨敕就能任命的官，只要交钱；府库被赏赐掏空；关中连年歉收，皇帝得带着整个朝廷去洛阳「就食」，说白了就是搬到有粮的地方去吃饭。

一个二十八岁的皇帝，刚刚亲手杀掉自己的姑姑，站在这样一个摊子面前。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一个能收拾摊子的人。

十条件

姚崇被召来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武则天、中宗、睿宗三朝都做过宰相，是一个把这套官僚机器从里到外摸透了的人。

按照记载，玄宗要拜他为相，他没有立刻谢恩，而是提了十个条件。这十条后来被称作「十事要说」：施政以仁义为先，不要再图边功；亲近之人犯法照斩；宦官不得干政；租赋之外不得向百姓横征；皇亲国戚不得占据要职；待臣下以礼；容许犯颜直谏；停建佛寺道观；杜绝外戚干政。

这不是一个臣子在讨价还价，这是一个技术官僚在开一张诊断书。每一条都精准地对着武周以来那些烂掉的地方——每一条都在削皇帝自己的权、断皇帝自己的财路、拦皇帝自己的亲戚。

玄宗全部答应了。

姚崇于是上任。他做事的风格可以用一件事概括：开元三年，山东蝗灾，铺天盖地。地方官不敢捕，理由是蝗虫是天灾，是上天在示警，捕蝗是逆天；百姓则在田头设祭，烧香拜蝗。朝中大臣也反对，连玄宗都犹豫。姚崇的意思很干脆：蝗虫能吃，人不能不吃；除不尽，也比坐着看它吃光强；出了事，我一个人担。

他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捕蝗令发了下去。

姚崇只做了三年多宰相，716 年因为属下受贿主动去位。接他的是宋璟，一个以「不通人情」出名的人——他连玄宗想给自己的亲信开个后门都不肯签字。720 年宋璟也罢相。此后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相继秉政。

玄宗前期的用人有一个很清晰的逻辑：不求一个宰相什么都行，而是在不同的阶段换上不同的人。 姚崇是收拾烂摊子的，宋璟是立规矩的，张说是搞制度和文教的。相位不长，三五年一换——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克制。一个皇帝愿意换掉一个还在为他做事、并没有犯错的宰相，只因为下一阶段需要另一种人，这需要极冷静的头脑。

也需要皇帝本人还愿意听话。

数字是怎么长出来的

盛世不是靠皇帝勤政「感召」出来的。它有非常具体的账。

唐朝的税制建立在均田制上：国家给你田，你按丁交租庸调。这套制度的死穴是，它假定人不会跑。可是人会跑——土地兼并、赋役过重、天灾，都会让农民抛下户籍逃到别的州去当「客户」，给豪强当佃户。逃户不上税，不服役。逃的人越多，留下的人负担越重，于是逃得更多。到玄宗初年，这个雪球已经滚得相当大。

721 年，一个叫宇文融的监察御史上了一道奏疏，说：把这些人查出来。

这是个得罪所有人的活。逃户背后是收留他们的地方豪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州县官。宇文融带着二十几名「劝农判官」下到各道，办法却不是抓——而是招：登记为「客户」的，免六年赋调，只交一笔很轻的税，就地落籍。既往不咎。

到 724 年，诸道括出的客户约有八十万，田亦相当。

这八十万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口，他们本来就在，只是不在账上。宇文融做的事，是把国家丢失的税基捡回来。他因此在朝中被骂得很惨——张说就极力反对他，说他扰民、邀功。这个批评不能说全无道理：括户到后期确实出现了地方官为凑数强报虚数的情况。但开元中期以后国库的充盈、朝廷敢于大兴文教和边功的底气，很大一部分是这次括户垫出来的。

数字随之出现了。

725 年，玄宗封禅泰山。按《通典》的记载，那一年米一斗只要十三文，青州、齐州的谷子一斗五文。此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的米一斗不到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从宋州、汴州向东，到岐州向西，沿路都是招待客商的店铺，酒饭丰盛；每家店都备着驴出租给客人骑，一忽儿就是几十里，人称「驿驴」。

这段话值得多看两眼。它记的不是宫廷的排场，是一个普通行商能在路上得到什么：吃得起饭，租得到驴，不必挑吉日出门。杜甫后来在战乱中回忆这个时代，写的也是同一件事——「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户口数同样在长。开元二十年（732），全国在册七百八十六万余户，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余口。到天宝十四载（755），八百九十一万余户，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余口。这是唐代官方户口的峰值。

要说清楚的是：这些数字是纳税单位，不是人口普查。逃户、隐漏、僧道、部曲、不入籍的边疆各族，都不在其中。真实人口比这高出多少，学界至今在争。但即使只看这份保守的账，它记录的增长也是真实的。

边境上的一道算术题

现在必须讲一件很多叙述会略过的事：开元盛世同时也是一个战争年代。

唐初的府兵制是「兵农合一」：士兵平时是农民，轮番上京宿卫，战时出征，自备口粮和部分装备。这套制度依赖两个前提——一，仗打完了人能回家；二，府兵有田。

到玄宗时，两个前提都塌了。

唐的疆界推到了极远处，与吐蕃在河陇、与突厥在漠北、与大食在中亚长期对峙。这些地方离长安数千里，一个府兵去戍边，来回路上就是一年。「轮番」变成了长期不归。同时均田制败坏，府兵无田可依，逃亡日众。到开元中期，折冲府发不出兵，形同虚设。

朝廷的解法是很直接的：既然农民兵不能用，就用职业兵。

722 年，采张说之议，选府兵与壮丁十二万人宿卫京师，号「长从宿卫」，后改名「彍骑」。737 年，诏令边镇以「长征健儿」充额——招募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给田给宅，终身当兵。府兵制到此名存实亡。

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决策。用职业军队守边，战斗力远胜轮番的农民；唐在开元、天宝间与后突厥、突骑施、吐蕃的连番较量中屡屡得手，靠的正是这支常备军。

但职业军队要有人管、要有粮饷、要有指挥权集中——于是节度使出现了。

一个节度使统一镇之兵，为便宜行事，逐渐兼领本区的度支（财）、营田（屯）、采访（监察）。到 742 年，边疆已有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个节度使，加上岭南五府经略使，凡十镇。《资治通鉴》给出了一个数：「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馀匹。」

四十九万。而彍骑十二万——这个数字在天宝年间还在不断萎缩，京师宿卫的部队早已疲弱不堪。

一个国家把它九成的常备武力放在边境，交给十来个手握兵财大权、可以长期不换防的边帅，而中央手里几乎没有一支能打的军队。

这道算术题的答案，十三年后由安禄山给出。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某个人的昏聩，这是一连串正确决策叠加出来的结构性风险。府兵坏了要募兵，募兵要养要管所以要节度使，边情紧急要节度使能临机决断所以要给他财权，久任才能熟悉边事所以不轻易调换——每一步都对，走完之后回头一看，中央已经空了。

皇帝老了

736 年，张九龄被罢相。

张九龄是开元最后一位敢当面顶撞皇帝的宰相。他反对废太子，反对给边将过大的权，反对提拔他认为不可靠的人。据记载，安禄山早年因战败被押到长安待斩，张九龄主张杀，说此人有反相，留着必为后患。玄宗没听，放了。

罢相的直接原因是一连串的君臣龃龉，但真正的原因是：玄宗听够了。

一个二十八岁的皇帝愿意接受十条约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需要它们。一个五十多岁的皇帝，在位二十多年，把国家治理成了古今未有的样子——这时候还有谁能对他说「不」？

李林甫顺理成章地上来了。他 734 年就已拜相，736 年张九龄去位之后开始专政，一直到 752 年病死，在相位十九年。

关于这个人有两套说法。传统的一套是「口蜜腹剑」：他堵死一切让别人接近皇帝的通道，把敢说话的官员一个个排挤掉，甚至提出让蕃将专任边帅——因为蕃将不通文墨，做不了宰相，不会威胁他的位子。这一条被认为直接把安禄山送上了三镇节度使的位置。

另一套说法出自现代学者：李林甫是一个能力极强的行政官僚，他在位十九年，财政、法典、边防都没有崩，把一场惊天大乱全部归罪于他，实际上是在替那个真正做决定的人开脱。

两种说法可以同时成立。但无论哪一种，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开元后期的问题不在宰相是谁，而在于皇帝已经不想再听不同的声音了。 姚崇提十条，他答应；张九龄提一条，他嫌烦。变的不是宰相，是皇帝。

741 年，开元二十九年。次年改元天宝。

天宝年间的唐朝，看起来比开元更盛——户口更多，疆域更广，长安更奢华。国力的曲线还在往上走，而那根撑着它的柱子已经被蛀空了。755 年冬，范阳的鼓声响起来。第二年，玄宗逃往蜀中，在马嵬驿被自己的禁军逼着杀了贵妃，然后被自己的儿子取代。

从改元开元到渔阳鼙鼓，四十二年。

它到底是什么

后人谈开元，总爱谈它的富庶：斗米十三文，路不拾遗，行者不必带粮。

可是把它放回它自己的时间里看，开元真正稀罕的东西不是数字，是一段皇帝愿意被制度约束的时间。

姚崇能提十条件而不被杀，宋璟能顶着皇帝的脸色不签字，张九龄能当廷说「不」——不是因为他们胆子大，是因为那几十年里，皇帝需要他们说「不」。当这个需要消失的时候，一切都还在，宰相还在，制度还在，国库还在，四十九万边兵还在，唯独那个能对皇帝说「不」的位置空了。

盛世不是被外敌打垮的，是从内部松开的。 它松开的地方，恰恰是它最强壮的地方——最能打的军队，最有效率的财政，最集权的边帅任命。

杜甫写「忆昔开元全盛日」的时候，正流落在战乱后的四川。他记得的是稻米、仓廪、道路和不必挑日子出门的行人。他没有写节度使，没有写四十九万镇兵。

但那两样东西，本来就是同一个开元。

考据

年份与年号。 「开元」始于开元元年十二月（公历 713 年 12 月），终于开元二十九年（741），次年正月改元天宝。本条 time.start 取 713 年 12 月，time.end 取 741 年。⚠️ 需要注意，「开元盛世」的下限在学界并非定论：另有「开天盛世」之说，主张唐代国力与户口的实际峰值在天宝中期而非开元末（官方户口峰值确实出现在天宝十四载），故盛世应含天宝前期。本条采通行的年号断限，并在 disputes 中并列异说。

户口数字的来源与性质。 本条所引开元二十年（户 7,861,236，口 45,431,265）、天宝元年（户 8,348,395，口 45,311,272）、天宝十四载（户 8,914,709，口 52,919,309）三组数字，均出自杜佑《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已实查原文（s1，verified: true）。

必须强调这些数字的性质：唐代户口册是赋役册，登记的是课户课口，功能是征税，不是人口普查。不课户、僧道、部曲、奴婢、逃户、未入籍的边疆族群大量不在其中——《通典》自己在天宝十四载条下就把「应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单列出来，可见编者对此心知肚明。现代学者据此普遍认为唐代实际人口显著高于登记数，估算区间从六千余万到八千万不等，分歧很大。本条只陈述官方登记数，不做实际人口的推定。

物价记载的可信度。 「米斗至十三文」出自《通典》，杜佑是唐人，去开元不远，且身居财赋要职（曾任度支使），其记载的权威性较高。但要注意：这是丰年、封禅之年、特定地区（青、齐是产粮区）的价格，不是开元三十年的常态均价。把它当作「开元米价」是过度推广。同一段记载中「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两京米价高于青齐，正符合常识，可反过来印证这组数字的内部一致性。

兵力数字。 「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馀匹」出自《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纪三十一》天宝元年正月条，已实查（s2，verified: true）。司马光此处是对天宝元年边镇布防的一次总括性统计，各镇兵数分列在前。⚠️ 这是天宝元年的数字，不是开元末的数字；正文用它来说明「开元后期确立的体制导向了何种结果」，而非声称开元年间即有四十九万边兵。

宇文融括户的数字。 「诸道括得客户八十万，田亦称是」的记载见于《新唐书·宇文融传》，本条卷次待核（s3，verified: false）。这个数字在唐代文献中亦有异文，且当时就有人指责括户存在虚报凑数。学界一般认为八十万是量级可信、精度存疑的数字。

「十事要说」。 姚崇十条的具体条目见《新唐书·姚崇传》，本条卷次待核（s6，verified: false）。⚠️ 需要指出：「十事要说」这个说法及其条目的整齐排列，很可能经过后世史家的整理加工；姚崇是否真的在拜相前一次性提出十条并以此为条件，还是史官对其执政方针的追述性归纳，学界有讨论。本条正文用「按照记载」加以限定，未作定论。

宰相年表。 姚崇拜相于开元元年（713），罢于开元四年（716）；宋璟继任至开元八年（720）；张九龄于 733 年（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拜相，734 年迁中书令，736 年罢知政事，737 年贬荆州长史，740 年卒；李林甫 734 年五月拜相，752 年（天宝十一载）卒，在相位约十九年。以上依《资治通鉴》相关诸条，卷次待核（s7）。

李林甫的评价。 传统正史（《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均如此）将其定性为奸相，「口蜜腹剑」之评即出于此。但现代研究（如对其主持修订法典、整顿财政的考察）对其行政能力有相当高的评价，并指出「蕃将专任边帅」在当时有其军事合理性，把安史之乱的责任全部推给李林甫，实质上豁免了做决定的玄宗。本条在 disputes 中并列两说，正文两说并陈。

关于「开元通宝」。 这枚钱不是开元年间铸的，与开元盛世无关，详见注释。这是本主题最常见的误解之一，故特别标出。

注释

• 开元：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二个年号（713 年 12 月 – 741 年）。「开元」意为开创新纪元，非纪年之数。
• 斜封官：中宗、韦后时期的卖官现象。任命状不经中书门下正规程序，由皇帝或权贵以墨笔斜封径下，故名。玄宗即位后大批罢黜。
• 括户：检括逃亡未入籍的人户与隐匿的田地，使之重新登记纳税。不是抓捕，而是以免赋数年为条件招其就地落籍。
• 客户：脱离原籍、寄居他乡的人户，多依附豪强为佃。与之相对的是有籍有田的「主户」。
• 彍骑（guō jì）：722 年由长从宿卫改名而来的京师宿卫部队，招募而来，非府兵。「彍」意为张满弓弩。
• 长征健儿：737 年起边镇招募的长期服役职业军人，给田宅，终身为兵。府兵制自此实质终结。
• 节度使：唐代边镇统军长官，「节」指旌节，代表朝廷授权。后期兼领度支、营田、采访等职，兵、财、监察三权合于一身，遂成割据之源。
• 岐州：今陕西凤翔一带。宋州今河南商丘，汴州今河南开封。《通典》以「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勾勒的，是横贯关中—中原的主干商道。
• 驿驴：沿途店铺出租给行客骑乘的驴，可视为唐代的短途租赁交通。它的存在意味着治安足够好、商旅足够密。
• 封禅：帝王登泰山筑坛祭天（封）、于山下祭地（禅）的大典。非盛世不敢行，故 725 年的泰山封禅本身就是一次国力宣示。
• ⚠️ 开元通宝：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所铸的钱，「开元」在此意为「开创新纪元」，与一百年后的开元年号没有关系。开元通宝行用近三百年，很多人误以为它是开元盛世的货币，是望文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