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使团：两个世界第一次正面相撞

叙事

1792 年 9 月 26 日，三艘船离开朴次茅斯。

领头的是”狮子号”，皇家海军的六十四门炮战舰。跟在后面的”印度斯坦号”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千二百吨三桅帆船，肚子里塞满了六百箱东西。殿后的是”豺狼号”，两根桅杆，负责跑腿。

船上有八十多个随员——天文学家、数学家、画家、医生、钟表匠、园艺师——外加约七百名水手。这不是一支商队，也不是一支舰队。这是一个国家派往另一个国家的正式使团，规格之高，此前从未有过。

带队的人叫乔治·马戛尔尼，五十来岁，爱尔兰人。他做过驻俄国的使节，做过加勒比殖民地的总督，做过英属印度马德拉斯的总督。他不是冒险家，是职业的帝国官僚，一个知道怎么和陌生的权力打交道的人。

他此行要办的事，写在一张清单上，一共六条：

一、除广州之外，开放舟山、宁波、天津通商； 二、允许英商在北京设立货栈； 三、在舟山附近划一小岛，供英商存货居住； 四、在广州附近划一块地，供英商居住； 五、减免广州与澳门之间的关税； 六、公开税则，让英商知道自己到底该交多少。

这六条里没有一条是想要土地、想要战争、想要传教。它们朴素得几乎乏味：一个做生意的人，想要多几个门、想要有个仓库、想要知道价钱。

但这六条要送到一个人手里，而那个人在世界的另一头，坐在一套已经运转了很多个世纪的秩序的正中央。

英国人为什么非要来这一趟？

因为他们在广州被卡住了。此前数十年间，欧洲商船只能在广州一口贸易，住指定的地方，通过指定的行商，交说不清楚的税，见不到任何一个能拍板的官员。英国人喝茶喝得越来越凶，白银像水一样流向中国，而英国的呢绒、钟表、金属制品在中国几乎卖不动。

更根本的是一种观念上的不适。1776 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此后二十年间，“贸易应当自由，规则应当公开”成了英国政治精英的共识。在他们看来，商业不是恩赐，是可以谈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当互派使节，坐下来签一份彼此都算数的文书。

这套想法在欧洲是常识。带着这套常识去北京，就是这次航行的全部内容。

英国不是没试过。1787 年他们派过一个叫卡斯卡特的人，那位正使死在了路上。这一次他们下了血本：使团总花费七万八千五百二十二英镑，全部由东印度公司买单。礼品估值一万五千多英镑，一共十九项、五百九十多件。

礼品单是精心设计过的。他们没有送奇珍异宝，他们送的是证据——一件大型天体运行仪，能演示行星运行、能算出日月食发生的准确时刻；地球仪、天球仪、月相仪、空气泵、聚光大火镜；毛瑟枪、连珠枪、榴弹炮；还有一件英国当时最先进的一百一十门炮战舰”君主号”的模型。

这份礼单在说一句话，而且说得很直白：看，这就是我们。你们要不要跟我们做生意？

1793 年 6 月 19 日，船队抵达中国海域。

清朝的反应是热情的。

这一点常常被忽略——乾隆一开始很高兴。英吉利远在重洋之外，从未入贡，如今主动遣使来京，恰逢皇帝八十三岁，这在天朝的叙事框架里是一件极体面的事：德威远被，万国来王。沿途官员奉旨接待，供应优渥，一路的开销全由清方承担。

问题出在船上插的那面小旗。

清方按惯例，在马戛尔尼的座船上插了写着”英吉利贡使”字样的旗子。

马戛尔尼看见了。他知道”贡”字是什么意思。但他没有抗议。

这是这场相撞里第一个、也是最耐人寻味的动作。马戛尔尼是个务实的人，他此行的目标是那六条，不是一面旗。为了一面旗掀桌子，是最愚蠢的做法。所以他选择看不见。

于是从这一刻起，同一支船队，在两套文书里变成了两件事：

在清朝的档案里，这是英吉利国仰慕天朝、远涉重洋、遣使入贡，贡使叫马戛尔尼，贡品六百箱。皇帝将赐予接见，颁下敕谕，加以抚慰。

在英国的公文里，这是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三世派出的特命全权大使，携国书赴中国宫廷，与之谈判通商与邦交事宜。

两边都没有撒谎。两边都在说自己那套语言里唯一说得通的话。

麻烦真正浮出水面，是在礼仪上。

清方要求：觐见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这是所有外藩贡使的通例，没有例外，也不应该有例外——因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那套秩序的核心。跪下去的不是马戛尔尼这个人，是英吉利这个国。

马戛尔尼拒绝。理由同样清楚：他见自己的国王，行的是单膝跪礼；如果他向另一位君主行更重的礼，那就等于承认英王低于此人一等。而他此行的全部前提，恰恰是两国平等。

交涉从天津开始，到北京，一路吵到热河。

其间马戛尔尼提出过一个方案，那个方案本身就是这场相撞的绝好标本：他可以行三跪九叩，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团去伦敦时，也要向英王行同样的礼；或者，当场找一位与他品级相当的清朝官员，向他携带的英王画像行三跪九叩。

清方官员拒绝了。这个提议在他们听来大概近乎荒诞：天朝的官员，怎么可能向一幅外藩君主的画像叩头？

但马戛尔尼的逻辑是自洽的，而且是那个时代欧洲外交的常识：礼仪必须是对等的，否则它就不是礼仪，是臣服。

两边都不是不讲理。两边讲的是不同的理。

乾隆听说英使不肯叩头，很不高兴。他在八月发过一道上谕，重申凡入贡者皆当行三跪九叩之礼，并且下令削减对使团的供应——一个非常克制、也非常清楚的信号。

最后是乾隆让了一步。他同意马戛尔尼按觐见英王之礼，单膝下跪，免去吻手。

这一步让得很值得琢磨。它不像”天朝上国拒绝一切妥协”的教科书形象。它更像一个八十三岁的、当了半个多世纪皇帝的人，在盘算：这些人远来，礼节小事，不必因此坏了万寿的兴致；但他们要的那些东西，一件也不能给。

1793 年 9 月 14 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热河避暑山庄的万树园。

天没亮，使团就到了。他们在黄色的大帐幕外等了很久。日出前后，乐声响起，八十三岁的乾隆坐着肩舆到来，登上御座。

马戛尔尼上前，单膝跪下，双手将乔治三世的国书举过头顶，呈了上去。

乾隆回赠了玉如意。

然后发生了这一天里最生动的一幕。

使团里有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托马斯·斯当东，副使的儿子。这孩子在漫长的航程里跟着译员学中文，学成了全团唯一能说汉语的人。乾隆听说了，把他叫到跟前。

小孩用汉语说了几句祝福的话。

老皇帝显然很开心——他从自己腰间解下一个绣着龙纹的黄色荷包，给了这个英国男孩。

那一刻，万树园里没有天朝，也没有大英，只有一个八十三岁的老人和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这是这场相撞里唯一一个双方的记述都很温暖的瞬间。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这个男孩后来的事。他没有忘记中文。他长成了英国最早的一批真正的汉学家，进了议会。四十多年后，当英国议会为是否对中国用兵而辩论时，托马斯·斯当东站起来发言了——他是那间屋子里唯一去过中国、见过乾隆、能读中文的人。

这一天在万树园收下荷包的孩子，和后来在议会里投票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

礼节的部分很顺利。事情的部分一步没进。

9 月 23 日，第一道敕谕颁下：英方请求派人常驻北京，不准。理由说得很详尽：这不合天朝体制；你的人来了住哪里、归谁管、如何往来？此事断不可行。

马戛尔尼不甘心。10 月 3 日，他把那六条正式写成照会，递了上去。

10 月 7 日，第二道敕谕颁下。六条，一条不留。

也是在这一天，清方通知使团：可以启程回国了。侍郎松筠奉旨护送，一路南下。

给英王的敕谕里，有那句后来被引用了无数次的话：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这句话在后世常被当作”愚昧自大”的标本。但把它放回它自己的语境里，它的意思其实要冷静得多：我不需要你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和你谈判的动机。

这在 1793 年不完全是幻觉。清朝当时的经济体量、白银的流向、贸易的顺差，都支持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乾隆真正的判断是一个统治者的判断：开放新口岸意味着更多不受控的外人、更长的海岸线要防、更多说不清的纠纷；而这一切换来的，不过是一些他并不需要的货物。

风险明确，收益模糊。所以答案是不。

至于那些礼物——清宫的官员和工匠看过之后回报说，天球地球之类，宫里都有，装饰还不如中国的；玻璃挂灯，圆明园里也是一样的东西。乾隆的评语是：

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这句话是这场相撞里最锋利的一处。英国人以为自己送来的是一份关于未来的说明书，而收礼的人看了一眼，把它归入了”珍玩”那一类——放进库房，登记造册，然后忘掉。

不是看不懂。是没有一套框架，让这些东西被看成除了珍玩之外的别的东西。天体运行仪被当成钟表匠的巧思，一百一十门炮的战舰模型被当成一件精致的玩具。它们被完好地收下了，也被完好地误读了。

使团离京，沿运河南下。11 月 9 日到杭州，12 月 9 日到广州。1794 年 1 月 8 日由广州起航，3 月 17 日离开中国海域。9 月 6 日，回到朴次茅斯。

前后近两年，六项要求，一项未成。

但马戛尔尼带回了别的东西。

他和他的随员们，是几百年来第一批被允许深入中国腹地、并且睁着眼睛看的欧洲人——他们走了从大沽到北京、从北京到热河、从北京沿运河到广州的漫长路线，一路记录、绘图、测量。他们看见的东西，和欧洲当时流行的那个由传教士书信塑造出来的中国，不是一回事：他们看见了贫穷，看见了官员对上的谦卑和对下的严厉，看见了没有一门像样火炮的沿海炮台，看见了一支还在用弓箭和火绳枪的军队。

马戛尔尼在日志里留下了一个后来极为有名的比喻。他把这个帝国比作巨大而陈旧的战舰：它庞大、威严，仅凭体量就能让邻船不敢靠近；它之所以还没有沉，全靠一代代小心翼翼的舵手；一旦掌舵的人不再称职，它随时可能散架。

这个比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刻薄，而在于它准确得几乎像一份预报。

而这份预报，最终变成了一个判断：谈判是没有用的。这扇门不会因为你敲得礼貌就打开。但这扇门，其实并不结实。

1816 年，英国又派来一个使团，正使叫阿美士德。礼仪之争重演，而且更僵——这一次连觐见都没有成，使团被直接遣返。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从万树园的那顶黄色帐幕，到虎门外的炮声，中间隔了四十七年。这中间发生了太多别的事——鸦片、白银、林则徐、英国国内的辩论。把 1793 年的失败说成 1840 年战争的原因，是把复杂的历史压扁了。

但有一条线索是清楚的：1793 年之后，英国方面关于”能不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案。此后每一次尝试都在加固这个答案。当谈判的路被认为走不通时，另一条路就会被认真地考虑。

那不是必然。那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在一次又一次具体的失望之后，做出的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决定。

最后回到那面旗子。

马戛尔尼看见”贡使”两个字，决定不抗议。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是老练的、务实的、正确的。

但它也意味着：从第一天起，两边就默认了对方可以继续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同一件事。

清朝的档案会一直写”英吉利入贡”，英国的公文会一直写”派驻中国的大使”。两套文书各自完备、各自自洽、各自归档，谁也没有说服谁，谁也没有必要说服谁。

于是这场相撞，撞得异常安静。

没有人吵翻，没有人拍桌子。皇帝赐了玉如意，还给小孩送了荷包。使团被礼貌地接待，被礼貌地宴请，被礼貌地拒绝，被礼貌地送走。

两个世界第一次正面相撞，而现场几乎没有声响。

真正的声响，要再等四十七年。

考据

一、“贡使”与”大使”：这不是翻译问题，是定性问题。

清代档案系统性地以朝贡框架安置此事：马戛尔尼是”贡使”，礼品是”贡品”，皇帝的回复文书是”敕谕”（上对下的训示），而非”国书”（平行往来）。英方的自我定位则是乔治三世的特命全权大使，携国书赴华谈判。王宏志对使团翻译问题的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页97–145）指出：中间的译员——李自标、柯宗孝，以及在京的传教士——并非中立的传声筒，他们在两套语汇之间反复调停、软化措辞，有意识地淡化敕谕中对英王的贬抑性表达。**换言之，这场交涉在被记录之前，就已经在翻译环节被双向修饰过了。**本条目在正文中并列呈现两种叙述，不取其一为”真相”，正是基于此。

二、觐见礼仪：史料本身在打架。

单膝跪说、三跪九叩说、双膝跪说、九次单膝跪地说，四说皆有持论者。中英双方的记录不能互证，而清代官方记述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参故宫博物院相关研究）。本条目采单膝跪说（双方事先议定的方案），并在 disputes 中并列诸说，标 researched: false。⚠️ 需要指出：这个动作之所以在两百多年里被反复考订，不是因为它是个有趣的细节，而是因为**“他跪没跪”直接决定”这场会面在史书里算什么”**——两种答案对应两种世界秩序。

三、关键数字来源。

三艘船（狮子号64门炮、印度斯坦号1200吨、豺狼号）、随员80余人、水手约700名、礼品600箱、总耗费78522英镑、礼品估值15000余英镑——诸数据取自中文维基百科「马戛尔尼使团」条（2026-07-14 查）。礼品”19项590余件”及”天体运行仪""君主号战舰模型”取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关于使团科技文物的研究。关于使团总人数，另有”全团约600人”一说（中研院「研之有物」专文），与”80余随员＋700水手”不能相合，已入 disputes。

四、两道敕谕。

第一道（1793年9月23日）驳回派员常驻北京之请；第二道（1793年10月7日）针对10月3日书面呈递的六项要求，逐条驳回。“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出自《敕英咭利国王谕》。⚠️ 该敕谕的档案卷次与馆藏信息本条目尚未实查，标「待核」+ verified: false。

五、离华日期。

“1794年1月8日由广州起航”与”1794年3月17日离开中国”两说并见，所指很可能不是同一节点（离黄埔 / 离澳门海域），但多数记述并存而未加分辨，已入 disputes。

六、⚠️ 全条目史源核验状态。

除维基百科与中研院科普专文外，正史（《清高宗实录》）、档案（敕谕原件）、使团方记述（马戛尔尼日志、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具体卷次页码均未实查，一律标「待核」+ verified: false。本站铁律：**不得凭记忆填写卷次。**实查后回填。

七、关于”失败原因”的史学转向。

旧说多归咎于礼仪之争与”天朝的傲慢无知”。近数十年的研究普遍认为这个解释太轻——它把一场结构性冲突降格成了一次外交事故。即便跪拜问题根本不存在，那六项要求同样会被驳回：开放新口岸、允许外人常驻、划岛存货，每一条都在动广州一口通商的旧格局，而清方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变更的动机。礼仪之争之所以显眼，是因为它是那场结构性冲突唯一可以被”看见”的部分。

注释

• 马戛尔尼（Macartney，1737–1806）：爱尔兰人，历任驻俄使节、加勒比总督、英属印度马德拉斯总督。1792年受命出使中国。
• 热河：即承德，清帝夏季驻跸地，避暑山庄所在。觐见处为山庄内的万树园（清帝接见蒙古王公与外藩使节的场所——把英使安排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定性）。
• 万寿节：皇帝生日。使团名义上的来华由头，是为乾隆补祝寿辰。
• 三跪九叩：跪三次，每次叩首三下。清代外藩贡使觐见皇帝的通礼。
• 敕谕：皇帝对臣下、属国的训示性文书。⚠️ 与平行国家间的”国书”性质不同——文书的名目本身，就是一次定性。
• 和珅（hé shēn）：时任军机大臣，清方主要交涉者。
• 徵瑞（zhēng ruì）：长芦盐政，奉命在大沽接待使团并办理觐见礼仪交涉。
• 松筠（sōng yún）：侍郎，奉命护送使团自北京南下至广州。
• 李自标：中国天主教徒，曾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求学，使团主要译员（生卒年待核）。他的处境是这段历史里最微妙的：他必须同时让两边听起来都不算失礼。
• 小斯当东：托马斯·斯当东（Thomas Staunton，1781–1859），随团时12岁，全团唯一能说汉语者。后成为英国早期汉学家、下议院议员。
• 一口通商：清代中后期，欧洲商船只准在广州一港贸易，须通过指定行商，不得直接与官府往来。使团的六项要求，指向的都是这个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