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党争与元祐更化

叙事

1085 年春天，宋神宗死了。他三十八岁，在位十八年，把国家的样子改了一遍，然后什么也没来得及交代。

继位的是他的第六子赵煦，十岁。皇帝十岁，就意味着实际上没有皇帝。垂帘听政的是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一个从头到尾不喜欢新法的老太太。

于是所有人都知道要变天了。

问题只在于：变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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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十六年前说起。

1069 年，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开始变法。青苗、均输、农田水利、免役、保甲、市易、方田均税——一项接一项，密集得像一场急行军。他要办的事其实只有一件：国家没钱，而且没兵。仁宗以来的太平是花钱买来的，冗官、冗兵、冗费三样加在一起，把一个看似富庶的王朝掏成了空壳。王安石的答案是，不加赋而国用足——靠国家亲自下场做经营，把原本被豪强兼并者吃掉的那一层利，转到官府手里。

反对的人一开始并不认为他是坏人。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多年的朋友，他们互相欣赏，也互相写过很长的信。司马光的反对不是意气，而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就那么多，不在民间就在官府，所谓”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是把税换了个名目收。更要紧的是，变法要靠人去执行，而一旦朝廷用考绩去催逼，青苗钱就会从”贷给需要的人”变成”摊派给所有人”，免役钱就会从”免掉徭役”变成”多出一笔钱还照样出役”。

这是两种真诚。两种真诚碰在一起，比虚伪碰虚伪更难收场。

神宗选了王安石。反对者一个个离开中枢：司马光去了洛阳，一待十五年，把精力全部灌进一部《资治通鉴》；苏轼被外放，一路贬到黄州；欧阳修、韩琦、富弼这些仁宗朝的重臣，先后退场。

而王安石本人，1074 年第一次罢相，1076 年再罢，退居江宁，此后再没回来。可是新法没有停——神宗自己接手了。此后近十年，是皇帝亲自在推。这一点很重要：到 1085 年为止，新法已经不是”王安石的法”，而是”先帝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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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一死，司马光从洛阳回来了。

他进京那天，汴京的百姓拦在道旁看他，卫士要驱赶，围观的人不散。有人喊：请您别走，留下来救活我们。这个场面被反复记载，因为它太有戏剧性——一个十五年不问政事的老人，一夜之间成了整个国家的希望。

司马光当时已经六十多岁，身体很坏。他清楚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而他想做的事只有一件：把新法全部废掉。

不是修改，是废掉。

1086 年，元祐元年，司马光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他上来就动手：罢青苗，罢方田均税，罢保甲，罢市易。这些法令在民间怨声最大，废起来阻力有限。真正的硬骨头是免役法。

免役法的道理其实是好的。旧的差役法，是按户等轮流派老百姓去当差——运官物、押纲、当衙前，一趟差役下来，中等人家常常倾家荡产。免役法把它改成交钱，官府拿钱去雇人干。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免役，专职的人干专职的活。

但它有个致命的副产品：原本不服役的人（僧道、官户、单丁户、女户）现在也要交”助役钱”，而且各地为了充盈公库，往往多收，收上来的钱有大量沉淀在府库里没有用出去。于是一项本意是减负的法，在很多地方变成了新的税。

苏轼看到的是这一层。他说得很直白：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两法各有其弊，该做的是把弊端剔掉，不是把整个法推倒。

司马光不同意。

这是元祐更化里最关键的一次分歧，因为它发生在旧党内部。苏轼、范纯仁、刘挚——这些和司马光同一阵营的人，都劝他慢一点。范纯仁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您现在做的事情，和当年王安石有什么区别？王安石是不听人言，您也不听。

司马光听不进去。他给出的期限是限期五日。

而真正把这件事办成的人，是开封府知府蔡京。蔡京接到命令，五天之内把开封府界所有县的雇役全部改回差役，一天不差。司马光大为赞赏，说要是人人都像他这样奉法，还有什么办不成的。

这个细节后来读起来会让人后背发凉。因为二十年后，同一个蔡京，会用同样的效率，把司马光的名字刻上奸党碑。

蔡京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他是那种只忠于风向的人。而一个把”限期执行”当作最高美德的体制，最终一定会把权力交到这种人手里——因为只有他不需要相信任何东西，所以他永远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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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还有一件事影响更远。

神宗朝对西夏用兵，在陕西一线拿下了一批城寨。司马光执政后，主张把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寨还给西夏。理由是：这些寨子孤悬边外，守起来要养兵，养兵要花钱，花钱要加赋，最后还是压在百姓头上；不如还给他们，换一个边境安宁。

四寨还了。西夏收下地，然后继续来抢。

这件事至今没有定论。旧党的账算的是国内的民力，新党的账算的是边防的纵深，两本账各自都能自圆其说。但在当时的舆论场上，它给新党留下了一个再也洗不掉的把柄——“弃地”。这两个字后来被反复念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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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 年，两个人先后死了。

春夏之交，王安石死在江宁。他晚年独居半山，骑一头驴子在钟山间来回，写下了平生最好的一批诗。他死前已经听说免役法被废，据说沉默了很久，说：这个法，终究是不该废的。

入秋，司马光死在汴京。他执政总共一年半，把新法废得七七八八，然后力竭而终。出殡那天，京城的人罢市来送，画他像的画工卖到脱销。

两个死对头，同年而卒。他们都以为自己在救这个国家，而他们各自救的方式，恰好是对方眼里的取死之道。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它还只是一场政见之争。

真正的败坏，从他们死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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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一死，旧党没有了共主。

于是它开始分裂。当时人的说法是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多是理学一路的人；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为首，多是北方人。三个党的名字都来自领袖的籍贯——洛阳、四川、河北。这一点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他们已经找不出政见上的分歧了，只好按老家分。

程颐讲究礼法，苏轼疏放旷达，两个人互相看不上，从司马光的丧礼上就开始别扭。台谏官员们抓住一点小事就上章弹劾，你攻我一本，我攻你一本。斗到最后，苏轼外放，程颐罢去经筵——两败俱伤，朔党坐收其成。

而更难看的事，发生在 1089 年。

前宰相蔡确被贬在安州，游车盖亭，写了十首绝句。这十首诗写的是被贬之后的闲适心境，本来什么事也没有。但他从前的一个下属吴处厚——曾经求他推荐而被拒——把诗抄了出来，逐句作注，呈给朝廷。

注里说，其中有几首讥讽朝政，有两首尤其恶劣，直指君亲。最要命的一句写到唐代名臣郝处俊——此人当年力谏唐高宗不要把政事交给武则天。

这一句被解读为：蔡确把当朝的太皇太后比作武则天。

高太后大怒。旧党中人纷纷上章助攻，梁焘、刘安世要求穷治。宰相吕大防、刘挚曾为蔡确求情，说岭南瘴疠，去了就回不来了。高太后的回答很冷：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蔡确被贬新州，在岭南待了几年，1093 年死在那里。

这就是车盖亭诗案。它的性质和当年新党构陷苏轼的乌台诗案完全一样——从诗句里抠出讥讪，坐实成大不敬。区别只在于，这一次施术的人换成了旧党。

从这一刻起，“新旧党争”不再是关于青苗、免役、市易的争论。它变成了一件更简单的事：你是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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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太后一直很清楚这一切会怎样结束。

她垂帘八年，史书称她”女中尧舜”，节俭、勤政、公私分明。但她也做了一件她不该做的事——她把一个孩子彻底晾在了旁边。

哲宗坐在她身后的御座上，八年。大臣奏事，面向的是帘子；讨论人事，问的是太皇太后。有一次她问哲宗为什么从不说话，哲宗说：太皇太后已经处分了，我还说什么。

十岁的孩子会长大。而一个被当作摆设晾了八年的皇帝长大之后，他要清算的不只是政策。

1093 年，高太后去世。第二年改元绍圣——“绍”是继承，“圣”指的是他的父亲神宗。这两个字就是整个国策的宣言：我要接着我爹干。

1094 年，章惇拜相。

章惇是新党里最硬也最狠的一个人。他上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推行新法，而是清算。吕大防、刘挚、苏辙、王岩叟这些元祐大臣，在同一天被贬，一个个赶到远州。苏轼一贬再贬，最后过了海，到了儋州——在宋代，这是仅次于死刑的处置。

章惇还要做一件更过分的事：他主张掘开司马光和吕公著的坟，斫棺戮尸。

哲宗没有全答应。最后的处置是：追贬两人官爵，毁掉墓前的碑楼，磨平碑文。

一个死了八年的人，棺材差点被刨出来。这已经不是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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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以后的事，就是同一个动作的反复播放。

哲宗死，徽宗立，向太后一度调和两派，改元”建中靖国”——名字里塞满了”持中”、“安定”的祈愿。愿望维持了不到一年。

1102 年，蔡京拜相。

那个二十年前用五天时间废掉免役法的人，现在成了新法的旗手。他给徽宗提供了新法能提供的一切——钱，以及一种”继承先帝伟业”的宏大叙事，而徽宗要的正是钱和叙事。

同一年，元祐党人的名单被刻上了石头，立在皇宫的端礼门外。第一批是一百二十人。此后名单一改再改，人越来越多，最后定为三百九人：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几乎北宋后半期所有有名字的士大夫都在上面。碑上的人，或囚或贬，子孙不得为官，不得与皇室通婚。1105 年，朝廷下令把这块碑颁刻到全国各州。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政敌的名字集体铸进石头，作为一种永久的判决。

它没能永久。

1106 年开年，天上出现彗星。在那个时代，这叫星变，是上天示警。旧党的人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说这是天怒。徽宗本来就对蔡京有所疑忌，顺势下诏，尽毁党碑。

据说碑被砸的时候，蔡京说了一句：石头可以毁，名字毁不掉。

他说对了，只是说反了方向。今天广西桂林龙隐洞的岩壁上，还留着一方南宋人重刻的元祐党籍碑。重刻它的，是碑上党人的后代。他们把祖先的名字重新刻回石头，不是为了受辱，是为了炫耀——被列进那份名单，在南宋已经成了一种荣誉。

蔡京想用石头钉死三百零九个人，结果他给这三百零九个人立了一座纪念碑，而钉在耻辱柱上的是他自己。这大概是整个北宋党争里，唯一一件带点喜剧色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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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069 年王安石行新法，到 1106 年党碑碎裂，这场争斗持续了五十余年。

它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哪一党赢了。而在于：每一次上台的人，第一件事都是把前任做的全部推翻，把前任的人全部赶走。政策在二十年里被反复颠倒，地方官不知道该按哪一套办事，老百姓不知道明年要交钱还是要服役。而更深的损耗是人——士大夫之间那种”虽政见不同而互敬其人”的默契，在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一代还在，到了章惇和蔡京这一代，已经彻底没了。

留下来的是一个筛子：它筛掉所有有主见的人，留下所有会看风向的人。

1127 年，女真人渡过黄河，汴京城破。当时朝堂上还剩下多少能拿主意的人，翻一翻那年的记载就知道了。

新法有没有救活北宋？没有。 废新法有没有救活北宋？也没有。

真正把它耗空的，是那个”上台就必须清算前任”的机制本身。它比任何一项具体的法令都更贵——因为它消耗的不是钱，是这个王朝还能不能好好地做出一个决定的能力。

考据

关于纪年。 神宗卒于元丰八年（1085），哲宗以冲龄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次年改元元祐（1086）。旧党当国至元祐八年（1093）高氏去世，凡八年。哲宗亲政后改元绍圣（1094），故”元祐更化”通常指 1086—1093 这一段，而”新旧党争”的起点一般上溯至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行新法，下限则可延至崇宁五年（1106）党碑之毁——本条目采后一种较宽的界定，故 time.start 系于 1069。

关于罢法的次第。 元祐元年诸法罢废并非一日之事，青苗法在元祐元年内经过反复（曾一度因国用不足而有恢复之议，最终在同年废止），免役法的争议最大，朝廷为此专设详定役法所，久议不决，症结正在”衙前”一役——差役法下衙前之役最能破家，这恰是免役法当初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本条目正文只使用可交叉核实的年份，不逐月系事；各法罢废的具体月日仍待实查《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元年诸条回填。

关于”限期五日”与蔡京。 司马光废免役法而限期急行，蔡京时知开封府，五日内尽改府界诸县雇役为差役，为司马光所称许——此事诸书屡见，但本条目未实查卷次，verified: false。它之所以值得写，是因为它在同一个人身上完成了一次完整的讽刺：元祐元年最卖力废新法的执行者，正是崇宁年间刻党人碑的那个宰相。

关于四寨。 元祐元年归还西夏之寨，通行作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寨；同时兰州、定西等处仍留不予。此事在宋代即为聚讼之端，新党斥之为”弃地”，旧党辩之为”息民”。本条目列为 dispute，不采一说为定论。

关于党籍碑。 立毁次数与名录人数，诸说不一：或谓崇宁元年（1102）首刻于端礼门、一百二十人；或谓其后蔡京书而颁之天下、九十八人；最终定本为三百九人，崇宁四年（1105）颁刻各州，崇宁五年（1106）因彗星示警而诏毁。现存实物仅广西两方南宋重刻本（桂林龙隐洞，庆元四年，1198；融水真仙岩，嘉定间）。本条目采”1102 首立—309 人定本—1106 毁碑”一线，并把异说完整列入 dispute。

关于洛蜀朔三党。 三党之名同时人已用，以程颐（洛阳）、苏轼（眉州）、刘挚（河北东光）的乡贯得名。但今人研究指出，元祐政争的真实结构未必是”苏、程互攻”，更可能是台谏系统同时把二人当作警惕与排击的对象。故本条目在正文中采用三党之说叙事，同时在 dispute 中标出异议。

⚠️ 本条目全部史料出处尚未实查，verified: false。 卷次一律标「待核」——本站铁律：不得凭记忆填写卷次。实查后回填。

注释

• 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1094）。“更化”意为变更政令、重新开始，语出汉儒，此处特指旧党尽废熙丰新法。
• 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丰改制后宰相的正式职名。左仆射为首相，右仆射为次相。
• 青苗法：官府在青黄不接时贷钱谷与民，收成后加息偿还，本意是取代民间高利贷。
• 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废除按户等轮派的差役，改由民户按等交纳免役钱，官府以钱雇人应役。
• 衙前：差役中最重的一种，负责押运官物、看管府库，赔累极重，常至破家。役法之争的核心难题即在于此役如何安置。
• 垂帘听政：太后临朝时于御座后设帘，与皇帝同御殿受朝。
• 绍圣：宋哲宗亲政后的年号（1094—1098）。“绍”即继承，“圣”指其父神宗，合起来就是”继承先帝之政”的国策宣言，时人称之为”绍述”。
• 车盖亭：在安州（今湖北安陆）。蔡确贬居安州时游此亭作诗十首，遂成大狱。
• 新州：宋代属广南东路，今广东新兴。宋人视岭南为瘴疠死地，贬新州近于弃之。
• 郝处俊：唐高宗朝宰相，曾力谏高宗勿以政事委武后。蔡确诗中用此典，被指为影射高太后。
• 端礼门：北宋汴京皇城门之一。元祐党人碑初立于此门外。
• 龙隐洞：在今广西桂林，岩壁存南宋庆元四年（1198）重刻的元祐党籍碑，为存世最完整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