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

叙事

司马迁写《十二诸侯年表》的时候，笔停在了一个地方。

他手里有各国的谱牒，有《春秋》，有百家之言，可越往上追，那些年份就越是彼此打架——同一个王，此书说在位若干年，彼书说在位又若干年；同一件事，这里系于此年，那里系于彼年。他在《三代世表》里承认得很坦白：黄帝以来虽然都有年数可稽，但那些年数众说乖异，靠不住。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年表从共和元年起。

那一年，是公元前841年。

这条线划下来，就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线以下，每一年都有名有姓，可以一年一年数到今天；线以上，从武王伐纣到大禹治水，所有的年份都是后人推出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那一整张王年表，包括周厉王「前877年即位」，全部是推定值，不是确切纪年。

而这条线之所以恰好落在前841年，不是因为那一年有什么天象、有什么祥瑞，是因为那一年镐京的老百姓把天子赶走了。

一个爱财的天子

周厉王姬胡是西周的第十位王。他接手的不是一个好摊子。

西周立国靠的是分封：把土地和人口封给同姓子弟与功臣，让他们替王室守边、纳贡、出兵。这个办法在开国的头一百多年很灵，但它有一个内在的问题——王室的土地是有限的，而要分封的人是无限的。传了十来代，能封的封完了，王畿之内的公田日益被贵族蚕食私占，而王室的开销一分没少：祭祀、征伐、赏赐、养一大批不事生产的贵族。

到厉王手上，钱不够用了。

《史记》记这段，只用了六个字开头：「王好利，近荣夷公。」

荣夷公给他出的主意，叫「专利」。这两个字在今天容易被误读——它跟发明专利毫无关系。它的意思是：把山林川泽的出产，全部收归王室独占。

要理解这一刀砍下去有多狠，得先知道当时的人靠什么活。西周的庶人耕田纳粮，但仅靠田里那点收成很难过日子——打柴、渔猎、采药、烧陶、冶铜、割漆，这些都要进山下水。山林川泽在名义上是王的，在事实上是公共的，谁都可以去，去了才活得下去。荣夷公要做的，是把这个「事实上的公共」变成「事实上的独占」：从此进山要课税，下水要纳金，或者干脆不许进。

大夫芮良夫看出了要害，跑去劝厉王。他说的话被《史记》记了下来：王室怕是要衰弱了吧？荣公这个人好专利，却不懂什么叫大难。天地百物，人人都要取用，怎么能一个人独占？独占的怒气是聚起来的，聚够了就要发作。

厉王没听。他不但没听，还提拔荣夷公做了卿士，把专利的政策推了下去。

沉默的三年

政策一落地，京城里就骂声一片。

「国人」——住在王都和近郊的那群人——开始公开议论天子。这在西周并不算多稀奇的事，周人有「谤」的传统，庶人议政、瞽献曲、史献书，本来是王朝制度的一部分，是留给民意的一个出口。

厉王的反应是把这个出口堵上。

他找来了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去监视那些议论的人。史书上说，只要巫师报上名字，人就杀掉。这个法子极其有效——「其谤鲜矣」，骂的人立刻就少了。少到什么程度？《史记》给了四个字：道路以目。

熟人在街上遇见，不敢开口，只用眼神打个招呼，就各走各的。

厉王很高兴。他把召穆公找来，说：你看，我能止住那些议论了，他们再也不敢开口。

召穆公的回答，是中国政治史上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段话之一：

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堵老百姓的嘴，比堵水还危险。水堵久了要决口，一决口伤的人就多了。老百姓也一样。所以治水的人挖渠让它流走，治民的人开口让他们说话。

厉王照旧没听。

这以后是三年。三年里，镐京安静得像一口深井。天子看见的是一片顺从，听见的是一片赞颂——因为敢说别的话的人，都已经被杀了或者闭嘴了。这三年的安静，让他确信自己赢了。

井口炸开

《史记》记暴动只有一句话：三年之后，国人相与畔，袭厉王。

没有领袖，没有旗号，没有纲领，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参加者的名字。史书连他们是怎么冲进王宫的都没写。厉王「出奔于彘」——彘在今天的山西霍州，隔着黄河，在王畿的东北。一个天子，被自己都城里的人赶过了河。

真正惊心的一幕在王宫外面。

厉王跑了，太子静没跑掉。他藏进了召穆公的家。国人很快知道了，围住召公的宅子，要他把人交出来。

召公是那个三年前苦劝厉王开言路的人。他劝的时候厉王不听，如今厉王的祸事真的来了，祸事却要落在他的门口。他做了一个选择。

他说：从前我屡次劝谏大王，大王不听，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如今要是杀了王太子，大王会不会以为是我记恨他、故意报复？侍奉君主的人，处境再险也不该心生仇怨，心里再有怨也不该动怒——何况侍奉的是天子。

然后，他把自己的儿子送了出去，冒充太子。

《史记》写这件事，只用了九个字：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那个孩子的下场，一个字都没有。

十四年

天子不在了，可国不能一日无政。

接下来的十四年，史书称之为「共和」。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确切的纪年，就从这十四年的第一年开始算起。

奇怪的是，这十四年到底是谁在执政，两千年来一直没有定论。

《史记》说得很清楚：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也就是召穆公虎和周定公两位重臣共同摄政，「共和」是「共同和衷而理政」的意思。这是通行了两千年的说法。

而西晋太康年间，汲郡有人盗掘了一座战国魏王的墓，从里面挖出一批竹简，其中有一部编年史，就是后来说的《竹书纪年》。这部书没经过汉代人的手，它记这一段是六个字：共伯和干王位。

「干」是侵、是取。整理这批竹简的束晳后来说得更直白：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不是两个宰相共和，是一个叫「共伯和」的人，代行天子之事。

共伯和是谁？他是「共」这个封国的国君，名叫「和」，爵为伯。《庄子》《吕氏春秋》里都提到过这个人，说他修仁义、被诸侯所推重。按这个说法，「共和」根本不是「共同和衷」，而是一个人的名字。

两说至今并存，各有各的道理。近代不少学者更信竹书——它出土于战国墓，没有经过汉儒的改写，而且有先秦诸子的旁证。但《史记》的说法也不能轻易抹掉，司马迁见过的周室文献远比我们多。也有折中的：共伯和是名义上的元首，周定公、召穆公管具体政务，三个人一起撑住了这个局面。

本站不替读者下这个判断。两说都摆在这里。

收场

有意思的是，这十四年，史书几乎是空白的。

天子在河东的彘地活着，王位空着，都城由别人主持。既没有诸侯趁乱兴兵，也没有哪一支势力宣布代周而立。西周这台机器，在没有天子的情况下，居然照常运转了十四年。

到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厉王死在彘。他在流亡地活了整整十四年，没有回来过，也没有人接他回来。

太子静这时候已经在召公家里长大了。两位执政者共同把他立为王，就是周宣王。次年，前827年，改元为宣王元年。共和的纪年结束了。

按《鲁连子》的记载，共伯和在拥立宣王之后，交还了政权，回到自己的封国去了。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存疑，但它至少说明，从战国到汉代，人们相信这个故事应该有这样一个结尾。

宣王上台后做的两件事，都能看出他心里那根刺。一件是「不籍千亩」——不再举行天子亲耕的籍田礼，那套礼制背后的旧经济秩序，他不打算维护了。另一件是「料民于太原」，清点人口。这两件事都被当时的老臣批评为坏了祖制。但对一个在流亡中长大、亲眼见过王室因为没钱而铤而走险、又因为铤而走险而被赶下台的君主来说，他要的是把账目重新算清楚。

后世管他这一朝叫「宣王中兴」。中兴的意思是，之前已经衰了。

而这场中兴也没有救回西周。宣王之后是幽王，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幽王死于骊山之下。次年平王东迁洛邑，西周结束。

留下来的东西

这场暴动没有留下一个平民的名字，没有留下一句他们喊过的口号，甚至没有留下一份像样的过程记录。史书对它的记载，加起来不到二百字。

但它留下了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条时间线。从共和元年起，中国的历史有了不间断的、可以逐年对上的纪年。这不是当时的人有意识的贡献——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一年之后的记载终于稳定、连贯、彼此不打架了，后来的史家才能把线接上。一场把天子赶出都城的动乱，成了中国信史的起点。

第二样是一个先例：天子可以走，王政不能停。此后中国历史上每一次「主少国疑」「天子失位」，共和都是被翻出来的第一个成例。

第三样是召穆公的那句话。它之所以能被记两千多年，不是因为它辞藻多好，而是因为它后面紧跟着一个当场兑现的结果——厉王把嘴堵上了，堵了三年，然后被自己都城里的人赶过了黄河。

后来的人引这句话，引的从来不是道理，是那个结果。

考据

关于史源。 本条目的核心叙事骨架取自《史记·周本纪》，s1–s5 五条引文均经 ctext.org 实查原文逐字照录（专利与芮良夫谏、卫巫监谤与道路以目、防民之口一段、召公以子代太子、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卷次未在所查页面上直接确认，故 ref 一律标「卷次待核」，verified 仅就引文本身为 true。 另一重要史源《国语·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记同一事而文字有异，本次未取得可信原文，故 s8 的 quote 留空、verified: false，正文不据之作引号引用。

「防民之口」的异文。 《史记》此句作「甚于防水」，而《国语》通行本作「甚于防川」，后世传诵多用「川」字。二者孰为原貌，未详考。本站正文取实查所得的《史记》文字。

共和二说的源流。 「周召共和」出自《史记·周本纪》，是两千年的通行说；「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出自《古本竹书纪年》（西晋汲冢出土的战国魏国编年史），《史记索隐》引《汲冢纪年》作「共伯和干王位」，《晋书·束晳传》述其书意曰「非二相共和也」。先秦诸子中《庄子》《吕氏春秋》确有共伯和其人，《鲁连子》记其归国于卫。近代学者多倾向竹书说，理由是该书未经汉人改写且有旁证；亦有「三卿共政」的折中说。⚠️ 本条目 disputes 中采「共伯和说」为 adopted，理由标为 scholarly_consensus，但这只是本站的默认取向，正文并陈两说、不下定论。s6、s7 两条引文来自二手转引，尚未取得辑本原文核对，verified: false。

关于纪年。 ⭐ 共和元年 = 前841年，这是本站全部内容中最重要的一条时间坐标：它之前的所有年份都是推定，它之后的每一年都是确切的。 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即以此年为起点。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西周王年表（厉王前877—前841，宣王前827—前782）把确切纪年之前的部分做了系统推定，但工程的结论在学界仍有争议——推定值不因写进年表而变成确切值。本条目凡涉前841年以前的年份，均在 facts 中注明「推定」。

关于暴动之年的一年之差。 部分论著作前842年，其分歧在于厉王出奔与共和改元是否同年。本站从共和元年即前841年、暴动同年之说，与断代工程一致。此争议已录入 disputes，researched: false。

关于「国人」的身份。 这是本题最实质的学术争点。传统解释视国人为居于国都的平民、自由民（工商、士卒、庶人），是被「专利」直接夺去生计的一群；另有研究强调「国人」在西周包含大量下级贵族与士，能围困召公之宅、迫使天子出奔，绝非无组织的贫民所能为，故此事的性质更接近统治集团内部对王权扩张的反制。⚠️ 二说均未详考，已录入 disputes。本条目在叙事中未替读者选定一说——正文只说他们做了什么，没有说他们是谁。

未及考实的部分。 厉王在彘的十四年、共和执政的具体政务、召公之子的下落，史无明文。凡史无明文处，本条目一律留白，不作补写。

注释

• 彘（zhì）：地名，今山西霍州。在黄河以东、王畿的东北，与镐京隔河相望。周厉王出奔于此，十四年后死于此。故此事亦称「彘之乱」。
• 国人：西周春秋时期居住在国都及其近郊的人，与居于野的「野人」（郊外农人）相对。其身份构成学界有争议（见考据）。
• 专利：⚠️ 与今天的「发明专利」毫无关系。此处指把山林川泽的出产收归王室独占，禁止或课税于国人的樵采渔猎。「专」即独占，「利」即物产之利。
• 弭谤（mǐ bàng）：弭，止息；谤，公开议论、批评（先秦「谤」为中性词，不含诬蔑义）。弭谤即压制议论。
• 卫巫：来自卫国的巫师。周人信巫，厉王使其监视批评者，是借神职之名行密告之实。
• 道路以目：熟人在路上相遇，不敢说话，只能用眼神示意。出自《史记·周本纪》，后成为形容政治高压的成语。
• 召穆公：名虎，一作邵公、召公虎，西周重臣，召公奭之后。谏厉王弭谤者、以子代太子者、共和执政者（依《史记》说），皆此人。
• 周定公：《史记》所记与召穆公共同行政的另一位重臣。生平记载极少。
• 共伯和：共国之君，名和，爵为伯。⚠️ 「共和」二字是他的名号还是「共同和衷」的意思，正是本题最大的争议。 若从《古本竹书纪年》，则「共和行政」实为一人摄政。
• 荣夷公：厉王宠臣，「专利」政策的谋主。夷为其谥。
• 芮良夫：芮国之君，周王室大夫，谏厉王勿用荣公。《诗经·大雅·桑柔》旧说即其所作。
• 料民于太原：宣王在太原（今地有争议，非今山西太原市）清查人口。「料」即计点。此举被时人视为坏祖制。
• 不籍千亩：宣王废除天子亲耕籍田的礼制。籍田是周王在春耕时象征性亲耕的仪式，也是旧井田经济秩序的礼仪外壳。
• 十二诸侯年表：《史记》十表之一，逐年排列周及各诸侯国大事，起于共和元年（前841年）——中国确切纪年的起点，就是这张表的第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