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与阉党

叙事

一座书院

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被削籍。

罪名说起来很轻——推举内阁人选时忤了皇帝的意。但在万历朝，这类事从来不轻。皇帝已经很多年不上朝了，他与朝臣之间只剩下一种关系：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谁也不理谁。奏疏送进去，留中不发；官位空着，不补。整个帝国像一台还在转、但没有人踩油门的机器。顾宪成是那种偏要去踩的人，于是被踢下车。

回到无锡，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平常的事：把宋人杨时讲过学的东林书院重修起来，开讲。

万历三十二年，书院落成。来听讲的有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这些同样罢官在家的人，也有大量在职官员绕道来听。讲的是程朱理学，是心性，是修身——但每讲到一半，话头总会拐到朝政上去。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滑坡：当你认真讨论”什么是对的”，你不可能不接着问”眼下发生的事情对不对”。

于是书院变成了一个东西：一个没有编制、没有印信、却能影响北京人事任免的舆论场。士大夫在这里获得声望，声望转化成升迁，升迁又反过来加固书院的权威。它的力量全部来自一样东西——清议，也就是读书人集体给出的道德评价。

这在当时不算独创。真正致命的是：它有效。

从万历后期到天启初年的京察（每六年一次的官员考核），东林一系的人越来越多地掌握了考核权。他们用这套权力清理”小人”。而被清理的人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一群道德感过剩的家伙，用”君子小人”这种没法辩驳的标准，把不同意他们的人成批赶出朝廷。

“东林党”这个词，就是从这些人嘴里出来的。它一开始是骂人的话。

顾宪成自己大概没想过要建党。他到死（万历四十年）都只是个在野的举人身份的讲学者。但一个组织是什么，不由创始人定义，由它的敌人和它的处境定义。

三口烂账

真正把士大夫劈成两半的，是三件宫廷丑闻。

万历四十三年，一个叫张差的男人拎着一根枣木棍，闯进了太子居住的慈庆宫，见人就打。审下来，线索指向郑贵妃宫里的太监。郑贵妃的儿子是福王，而万历朝前二十年最大的政治僵局，正是皇帝想立福王、群臣死争太子——史称”争国本”。

这就是梃击案。它像一枚火星落在早已浇透了油的地面上。要不要追查到底？追到底就要动郑贵妃，动郑贵妃就等于把皇帝的私生活拖上朝堂。主张穷究的多是东林一系，主张息事宁人的自然成了对立面。最后不了了之：张差处死，两个太监在宫里被打死，线索断在半路。

万历四十八年，万历死了。做了近二十年太子、被父亲厌弃了一辈子的朱常洛终于即位，是为明光宗。他在位二十九天。

二十九天里发生了什么，至今是笔糊涂账。可以确定的是：他病了，太监崔文升进了一剂药，越吃越糟；接着鸿胪寺一个叫李可灼的官员献上”红丸”，光宗服后一度精神大振，再服一粒，次日凌晨死了。

这就是红丸案。谁该负责？崔文升是郑贵妃的人，李可灼是内阁首辅方从哲允准进药的。东林一系要追首辅的责任，要追郑贵妃的责任；另一派说这是尽人事，不能因为治死了人就论罪。

光宗死后第三件事紧接着来。他生前宠爱的李选侍，占着乾清宫不走——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而新皇帝朱由校才十五岁。李选侍想做的事很清楚：养着这个孩子，垂帘。

杨涟、左光斗这些人冲进宫去，逼着李选侍搬出乾清宫。这就是移宫案。他们赢了，把朱由校抱上了龙椅。这是东林在政治上最高光的一刻，也是他们此后一切灾难的起点——因为在那个十五岁少年的记忆里，这群大臣做的事情是：闯进他的家，赶走了那个照顾他的女人。

三案本来是三件性质不同的事。但从此以后，它们被绑成了一个套餐：你对三案的看法，决定你是哪一派人。历史事实变成了政治身份的口令。

一个不识字的人

朱由校即位时，身边真正亲近的只有两个人：乳母客氏，和客氏的”对食”（宫中太监与宫女结成的名义夫妻）——魏忠贤。

魏忠贤的履历乏善可陈。北直隶肃宁人，年轻时好赌，欠了债，自宫入宫。他不识字——这一点后来常被拿来当笑话讲，但它其实是一个关键的政治事实：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职责是替皇帝批红，也就是在内阁票拟的意见上写下最终裁决。一个不识字的人做秉笔太监，意味着他必须依赖别人念给他听，也意味着他掌握的不是文书，是人。

天启三年，他提督东厂。

此时的东林正在朝堂上处于全盛。天启初年，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一批人重回要津，吏部、都察院、六科给事中——考核官员的、纠弹百官的、封驳诏书的，几乎全在东林手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清理天启初年的官场。

被清理的人，包括一个叫崔呈秀的巡按御史。高攀龙查出他在淮扬贪赃，要削籍查办。崔呈秀走投无路，深夜跪到魏忠贤门前，认了这个不识字的太监做父亲。

这是阉党成型的方式。它不是一个太监拉起来的队伍，是一群在清议中判了死刑的官员，找到了唯一一个能推翻判决的执行者。他们带来了魏忠贤最缺的东西：文字、章程、法条、人事名册。有人给他献上《东林点将录》——仿《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体例，把东林人物一个个编上绰号，列成一张名单。

一张名单，对一个掌握东厂和诏狱的人来说，就是一份施工图。

二十四条

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列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这道疏写得极其激烈，从逼死后妃、擅权乱政一直数到”欺君罔上”。杨涟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做移宫案的时候就赌过一次，赢了；这次他赌天启帝还记得谁把他扶上皇位。

奏疏递上去，念给天启听——念的人是魏忠贤自己找的。天启的反应是：斥责杨涟”大不敬”。

赌输了。而输的代价是全部。

紧接着的一年多里，东林在朝的重要人物被逐次罢黜。叶向高去职，赵南星去职，高攀龙削籍还乡。但罢官只是开始。魏忠贤要的不是把人赶走，是把人变成罪犯——因为只有罪犯，才不会在皇帝哪天回心转意时再回来。

办法是从一个叫汪文言的中书舍人身上找的。此人善交游，是东林与朝中的联络人。锦衣卫指挥许显纯把他拷进诏狱，逼他招认：杨涟、左光斗等人收了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赂，共四万两。

熊廷弼是当时最懂辽东的人，也是广宁大败后被下狱待决的人。把他和东林捆在一起，罪名就从”结党”升级成了”通贿边帅、动摇国本”。

汪文言至死不肯认。许显纯自己写了供词，替他画押。

天启五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周朝瑞六人下诏狱。他们不是被审，是被追赃——名义上是追那四万两不存在的赃银，实际上是每五日一比，比一次打一次。这套刑罚的设计有一种冷静的残忍：它不以致死为目的，它以让人活着受刑并交出钱来为目的，因此人往往死得很慢。

杨涟死时五十三岁。据记载，他被铁钉贯脑而死。左光斗在狱中已经被打得面目不可辨认。同年八月，熊廷弼被斩，传首九边——一个真正能守住辽东的人，死于一场为了整死文官而编造的贿案。

天启五年，朝廷下诏毁天下书院。东林书院被拆。

苏州的五个人

天启六年，缇骑（锦衣卫的差役）出京，去抓第二批人。

高攀龙在无锡听说了消息。他六十五岁，早已回乡，官职削尽。那天清晨，他先去拜了杨时的祠堂——就是书院所奉的那位宋儒——回家与门生喝了酒，写下遗表，然后整好衣冠，自沉于家中的水池。

他留下的话是：臣虽然被削去了官籍，毕竟做过大臣；大臣受辱，就是国家受辱。所以他向北叩头，效法屈原。

同一批被逮的还有周顺昌。他在苏州极得人望——为官清廉，遇不平事必管，这样的人在一座商业城市里，人缘是实打实的。

缇骑到苏州宣读逮票那天，市民聚集，据记载多至上万。人们起初只是哭求，要给周顺昌一条活路；缇骑亮出刀，喝斥人群，说了一句”东厂逮人，鼠辈敢尔”。

这句话把事情点着了。人群冲上去，当场打死两名东厂差役。

事后朝廷要追究，苏州要交出”首恶”。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个人站了出来——他们不是官员，不是士人，是市井中的普通人。他们被斩于城中，头颅悬在城门上。苏州人把他们葬在一处，后来张溥为他们写了碑记。

这是整个党争里最反常的一幕：庙堂上的君子已经全部倒下，替他们说话的，是五个从未进过书院的市民。

周顺昌在那年六月死于诏狱，据记载被许显纯以铜锤击落牙齿。同批被害的还有高攀龙之外的周起元、黄尊素、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世称东林七君子。

到这一年，事情已经不像政治斗争，更像一场清算。而清算的另一头，是崇拜：地方官员开始为魏忠贤建生祠，把一个活人的塑像供起来祭拜。浙江巡抚潘汝桢开了这个头，此后各地竞相营建，拆民房、占学宫，塑像用沉香木，冠冕比照王侯。人们叫他九千岁——皇帝是万岁，他差一千。

同年五月，《三朝要典》颁行，二十四卷。这部书把梃击、红丸、移宫三案重新定性，把东林在三案中的立场全部判为”邪说”。

至此，阉党做到了一件很少有人做到的事：他们不但赢了，还把自己的胜利写成了官方史书。

一百天

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三岁的天启帝死了。他没有儿子，弟弟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

崇祯十七岁。他进宫的第一晚，不吃宫里的东西，怀里揣着从王府带来的干粮。他在等。

他等了大约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他什么都没做，照旧褒奖魏忠贤，照旧允准各地建生祠，甚至照旧收下阉党的谀词。魏忠贤试探过——他提出辞去东厂，崇祯不许。他派人送美女，崇祯收下。

然后，从十月起，弹章开始出现。先是一个不起眼的贡生上疏，接着御史们跟上，接着朝中大臣跟上。这些人前几个月还在争着给魏忠贤写颂词。

十一月，崇祯下令：魏忠贤发凤阳看守皇陵。魏忠贤上路了，随行的车马与护卫仍是浩浩荡荡的一大队。崇祯听说以后，再下一道令：逮捕。

消息追到阜城。当天夜里，魏忠贤和随行的太监李朝钦对饮到四更，然后自缢。同月，客氏被押到浣衣局笞死。

清算随之展开。崇祯元年，《三朝要典》毁版。崇祯二年，钦定逆案颁布——除魏忠贤、客氏已死者，涉案二百六十余人，分七等定罪，从处死、充军直到削籍为民。崔呈秀早已自尽，许显纯处死。

从起诉到定谳，前后不到两个月。一个统治了七年、生祠遍布天下、被叫作九千岁的人，和他的整个体系，被拆得干干净净。

拆得如此干净，恰恰说明了一件事：这个体系从来没有独立的根。它的全部权力都来自那把龙椅上的授权。换一个人坐上去，收回授权，它当天就不存在了。

之后

东林的人被平反了。杨涟赠太子太保，谥忠烈。书院重建。逆案定谳，正义似乎完整地回来了。

但真正回来的东西，是猜忌。

崇祯不信任任何人。他在位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像走马灯一样换；他重新起用宦官监军，理由和天启一样——文官不可信。而朝中的士大夫也再没能恢复天启初年那种团结：逆案之外还有大量灰色地带的人，被清算的、没被清算的、曾经上过颂词又反戈的，彼此都记着账。

十七年后，李自成进北京。降的、死的、逃的，东林出身的人和阉党余党都各有。有人殉国，有人剃发，有人在南京又组了一次朝廷，然后为了《三朝要典》该不该重新颁行，把同样的架再吵一遍。

关于这段历史，最省事的讲法有两种。一种是：忠臣被奸宦害死，天下遂亡。另一种是：书生空谈误国，太监至少还能收上税来。

两种讲法都足够爽快，也都不太成立。

东林当中确实有杨涟这样明知会死还是要上疏的人，也确实有把”君子小人”当武器、把京察当刀使的人。魏忠贤确实杀人如麻，也确实不曾把国库杀空。真正难堪的事实在于：一个帝国的命运，被一群人对彼此的道德判断消耗掉了。他们把大量精力用在证明对方是坏人上，而辽东在丢，田赋在崩，北方在旱。

最后一件事，可以留给读者自己掂量：天启帝把权力交给魏忠贤的时候，并不糊涂。他知道那些大臣曾经闯进他的家。他也知道，一个不识字的、除了自己什么都没有的太监，比一群随时能用清议把他架起来的君子，更可控。

一个人如果只能选一群人来信任，而两边都让他害怕，他会选那个更弱的。

考据

分期。本条目取 1604 年东林书院重修为起点、1629 年钦定逆案为终点，是编者的分期，不是史料给定的边界。若从制度冲突算，可上溯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癸巳京察之争；若从余波算，可下延至南明弘光朝重颁《三朝要典》。已列入 disputes。

“党”的问题。东林没有党纲、没有名册（《东林点将录》是政敌编的），没有任何人自称”东林党人”。这个词最早是攻击者的用语。今日学界大体认为它是一个有共同政治倾向与人事奥援的士大夫群体，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党；但”东林是否结党营私、把持京察”，从明末一直争到今天，本身就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本条目采前说，并保留后说于 disputes。

六君子的死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周朝瑞六人的构狱始于天启四年（1624）杨涟劾疏之后，下狱、拷死则在天启五年（1625）。通俗记载常把六君子系于 1624 年（以起狱之年系事），本条目采 1625 年为死年，异说见 disputes。

四万两。汪文言狱中所”招”的、杨涟等人受熊廷弼贿赂的数额，是阉党构陷的产物，不是事实。本条目在 facts 中记为「诬指行贿数额」，正文中亦明言其为编造——录入这个数字，是为了记录构陷的形态，而不是记录一笔交易。

逆案的规模。崇祯二年（1629）钦定逆案，涉案二百六十余人，分七等定罪。此数与分等见于通行叙述，本条目未逐条实查《明史·阉党传》原文，卷次标「待核」。

未实查的部分。本条目的核对以中文维基百科相关条目为主（s5，2026 年 7 月读），交叉比对了「东林党」「魏忠贤」「杨涟」「高攀龙」「周顺昌」「熊廷弼」「客氏」「东林六君子」「明末三案」「东林点将录」诸条。⚠️ 《明史》各传的卷次一律未实查，verified: false。 本站铁律：不得凭记忆填写卷次。高攀龙遗表原文（s6）系转录自二手记载，实查后回填。

没有采用的说法。“魏忠贤不死、明朝不亡”一类论断，是近年网络流行的翻案说，其核心论据（阉党能向江南工商业征税）缺乏可靠的财政数据支撑，本条目不采，亦不在 disputes 中并列——并列诸说的前提是诸说都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

注释

• 削籍：革去官籍，即开除公职并追销出身，比”罢官”重。顾宪成、高攀龙都是削籍。
• 京察：明代对京官的定期考核，六年一次。掌握京察，等于掌握淘汰权，故为党争必争之地。
• 司礼监秉笔太监：代皇帝在内阁票拟上批朱，是明代宦官权力的制度来源。魏忠贤任此职而不识字。
• 东厂：明代由宦官提督的侦缉机构，可直接抓人、审讯。与锦衣卫的镇抚司诏狱配合，是天启年间构狱的主要工具。
• 缇骑（tí jì）：本指锦衣卫的骑从，后泛指出京拿人的差役。
• 对食：宫中太监与宫女结成的名义夫妻关系。客氏与魏忠贤即以此相称。
• 票拟 / 批红：内阁在奏疏上贴条写处理意见叫票拟，皇帝（或代笔的司礼监）用朱笔写下裁决叫批红。
• 传首九边：将首级传送至北方九个军事重镇示众。熊廷弼死后即如此。
• 生祠：为活人立的祠庙。为活人立祠本身在古代已属逾制，为宦官立祠更是前所未有。
• 九千岁：皇帝称万岁，故以九千岁称魏忠贤，意谓仅次于皇帝。
• 东林书院：在今江苏无锡。北宋杨时讲学之地，1604 年由顾宪成等重修。天启年间被拆，后重建。
• 阜城：今河北阜城县。魏忠贤自缢于此。
• ⚠️ 相传东林书院有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般归于顾宪成。撰者与最初文本均无同时代确证，见 dispu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