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与夏的追问

叙事

一九五九年的夏天，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在豫西的土路上走着。

他叫徐旭生，是当时中国最有分量的古史学者之一。他此行的目的写在计划书里，四个字：调查“夏墟”。这是一个近乎冒失的目标——他要去找一个王朝的废墟，而这个王朝，在此前三十多年里，一直被怀疑根本不存在。

要理解这次调查的分量，得先回到一九二三年。

那一年，顾颉刚写了一封信，后来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题发表。他在信里提出一个看法：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时代越晚，传说中的古史越长，人物越古老，事迹越详尽。周人只说到禹，孔子的时代加上了尧舜，战国人往上加了黄帝神农，秦汉人再往上加了三皇。也就是说，我们所知的上古史，很可能不是记忆的沉淀，而是层层叠加的追述。

这封信在当时的效果，接近爆炸。它把一件所有人都当作常识的事情——夏商周三代——重新变成了问题。尤其是夏。商还好，殷墟的甲骨在此前不久刚被认出来，商王的名字一个个从龟甲上浮出来，和《史记·殷本纪》对得上。可夏呢？夏没有出土任何东西。夏只活在书里，而书是后人写的。

于是一个学科被逼到了必须动手的位置：如果文献不足信，那就去地下找。

这就是徐旭生走在豫西土路上的理由。他不是去看风景，他是去把一个学术上的窟窿填上。

那一年他找到了几处遗址，其中偃师县二里头村的那一处，堆积最厚，遗物最丰富。他把这个名字写进了报告。

然后是六十多年。

后来的人常常忘记，二里头一开始并不是“夏都”。

徐旭生自己，在看过陶片之后，改了主意。他推断这里是商汤的都城。这个判断被学界接受，并且主导了大约二十年。也就是说，中国考古学史上最著名的“夏都候选人”，最早是被它的发现者认定为商都的。

转折发生在一九七七年。北京大学的邹衡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而且四期都是夏，不是商。

这个说法一出来，几乎是被围攻的。原因不难理解——它推翻的不只是一个结论，而是一整套已经写进教科书的判断。但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风向慢慢反了过来。到了八九十年代，“二里头是夏都”逐渐成了国内学界的多数意见。

促成这个转向的，一半是新的发掘，一半是一次意外。

一九八三年，为了给一座电厂选址，考古队在偃师作勘探，意外挖出了一座商代早期的城。它就在二里头的东北方向，直线距离只有大约六公里。

六公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座都邑几乎是贴着的。而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大约相当于二里头的第四期。原本主张二里头即商汤所都之西亳的学者，此时面临一个尴尬：如果二里头是西亳，那近在咫尺、年代更晚、形制更像早商都城的这一座又是什么？

多数人于是把“西亳”这个名号让给了偃师商城。而二里头，被腾了出来。

腾出来的二里头，正好落在文献所记的夏的时空里：年代在商之前，地望在伊洛平原——那正是古书反复提到的夏人活动的核心区。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论证。但它有一个致命的性质：它是排除法。

它说的是“这里最像夏”，而不是“这里就是夏”。

那么二里头本身，到底是什么？

抛开所有的王朝归属之争，只看它从土里被挖出来的样子——它是那个时代的东亚，最像一个“国家”的地方。

遗址现存面积约三百万平方米。这个数字要有个参照才有意义：那是同时期这片土地上已知最大的聚落，没有第二个能接近。

二〇〇三年，考古队在遗址中部框出了一圈墙。墙内面积逾十万平方米，约十点八万平方米。这是宫城——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宫城。

宫城的四周，是四条大路，宽约二十米。它们纵横相交，把整个都邑切成规整的格局。二十米宽的路，在公元前二千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人事先画了图，然后按图施工，而且有能力调动足够的人手去执行这张图。

墙内的宫殿也不是随便盖的。一号宫殿基址东西约九十六米、南北约一百零七米，面积约九千五百八十五平方米。二号宫殿基址东西约五十八米、南北约七十三米。它们有中轴，有庭院，有回廊，有大门——这不是一栋房子，这是一套关于“人应该站在哪里”的制度，用夯土写了下来。

再往下看，是手工业。铸铜作坊面积约一万五千到两万平方米，而且是被围在墙内、受到严格控制的。这一点比“有青铜器”重要得多。二里头至今出土铜器二百五十余件，数量不算惊人，但器类是关键：爵、斝、鼎——它们不是工具，不是兵器，是礼器。是用来喝酒、盛肉、祭祀的东西。

一个社会走到肯把最稀缺、最难制的金属拿去做礼器而不是做斧头的时候，它要说的话已经很清楚了：这里有一群人，需要用器物来宣告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二〇〇二年，一座墓里出土了一件东西，后来被称作绿松石龙形器。全长逾七十厘米，由两千余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最小的绿松石片直径不到一毫米级别的差别肉眼几乎难辨——它们被一片片贴上去，拼出一条龙。它出土时，摆在墓主人的躯干之上。

做这件东西的人，需要有原料的来源、有磨制的工匠、有组织的时间、有供养这一切的剩余产品，还需要有一个理由——一个值得把这么多资源埋进土里的理由。

这些加起来，是一个成熟的、有等级、有礼制、有统治中心的政体。

它只缺一样东西：它没有留下一个字。

这就是二里头的全部难处，也是这篇文章真正要谈的东西。

殷墟为什么能被确认？因为甲骨上刻着商王的名字。那些名字排出的世系，和《史记·殷本纪》对得上。是文字自己站出来，说“我是谁”。

二里头没有。它有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但那些符号是不是文字、能不能连读、表达了什么，至今无法确定。

于是所有的判断都只能是外部的推论：年代对得上、地点对得上、规模够得上、和商的关系接得上——所以它“很可能”是夏。

一九九六年到二〇〇〇年，一项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国家项目试图把这件事往前推一步。约两百位学者参与，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任首席科学家。二〇〇〇年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把夏定在约公元前二〇七〇年到前一六〇〇年。

这份年表进了教科书，也立刻遭到了质疑。质疑不在于爱国不爱国，而在于方法：把古文献里模糊的天象记录当作定年锚点，可靠性有多高？把考古地层的年代区间和文献里的政治事件一一对应，中间那些跳跃是怎么完成的？海外学者夏含夷、李润权等人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工程内部也承认，这是阶段性成果。

年代本身也在动。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断代工程一系的数据是约前一八八〇年到前一五二〇年；而较新的系列碳十四测年把上限压后了一百多年——一期约前一七五〇到前一六八〇，二期约前一六八〇到前一六一〇，三期约前一六一〇到前一五六〇，四期约前一五六〇到前一五二〇。

**这一百多年的差额，不是小数目。它足以让“夏”的容器变形。**如果二里头始于前一七五〇，而夏据文献要绵延四百多年，那么二里头就装不下整个夏——夏的前半段必须在别的地方，或者，文献里的四百多年本身就是靠不住的。

主持二里头考古工作二十余年的许宏，是这场争论里最不合群的人。

他的立场很简单：至今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二里头是夏都；同时，他也不认为它是商都。他把自己的态度称为有条件的不可知论——“有条件”三个字是关键：他不是说这件事永远不可知，他是说，在当前的证据条件下，不可知。

如果有一天，二里头或同时期的其他遗址出土了与甲骨文性质相当的当世文字，明确写着这个政体叫什么，那么问题当场解决。在此之前，任何一个断然的答案，都是把推论说成了结论。

这个立场并不受欢迎。二〇一九年，遗址上建起了博物馆，馆名里冠了“夏都”二字，这件事本身就引起过异议。

而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分歧不在史料，在于对“证明”这个词的标准。

一派认为：文献自成体系，商的世系已被甲骨证实，同一套文献所记的夏没有理由被单独怀疑；考古材料与文献在时空上高度吻合，这已经构成了合理的历史判断。

另一派认为：吻合不等于证明。一个高度发达的政体存在于伊洛平原，这是事实；它就是文献里的夏，这是解释。事实和解释之间的距离，不能靠反复叙述来抹平。

两派都不是在耍赖。他们在争的是：历史学到底允许自己走多远。

还有一层更冷静的事实，常被忽略：二里头遗址，至今只发掘了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三百万平方米，六十多年，两三代考古队长，挖开的部分不到百分之二。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八还在地下。绿松石龙形器是二〇〇二年才出土的，宫城的城墙是二〇〇三年才被框出来的——每一次“重新认识二里头”，都发生在离今天很近的地方。

所以任何人今天说出的“定论”，都要有勇气面对一个可能：明年的探方里挖出的东西，会把它推翻。

也正因为如此，二里头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不是夏。

它已经证明了一件比“夏是否存在”更硬的事：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前半段，伊洛平原上确实存在过一个有宫城、有大路、有礼器、有专业作坊、有等级秩序的政治中心。它在时间上早于商，在形制上被商继承。中国的都城制度、青铜礼制、王权的空间表达，在这里已经能看到骨架。

**这个政体叫不叫夏，是一个名字问题。**它存在过、并且深刻地塑造了此后三千年的政治形态——这一点，不需要任何一个名字来担保。

而在名字被找到之前，最诚实的说法是：我们不知道。

这句话在中国考古学里说出来是要付代价的。但它是这门学科能给出的、最好的一句话。

考据

一、材料状况

本条目所据的实物数据（遗址面积、宫城面积、道路宽度、宫殿基址尺寸、铸铜作坊面积、铜器数量、绿松石龙形器数据、碳十四测年分期），均据中文维基百科「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两条目及中国新闻网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专题报道（s1/s2/s3）核对，均已实查（verified: true）。

二、传世文献一律待核

《史记·夏本纪》《古本竹书纪年》所记夏世系、夏都地望（斟鄩）的具体卷次与原文，本条目未实查，故 s7 / s8 一律标 ref: 待核、verified: false，正文中不作原文引用，只作白话转述。本站铁律：不得凭记忆填卷次。

三、两组年代数据的取舍

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本条目正文采用较新的系列碳十四测年（一期约前 1750 起，四期约前 1520 止），同时在 disputes 中并列夏商周断代工程一系的数据（约前 1880—前 1520）。**采用前者不是因为它更“正确”，而是因为它更新；两说均在 facts 中保留。**读者应当知道：这两组数据之间约一百三十年的差额，直接决定了二里头能否装得下整个夏这一问题的答案。

四、诸说不作裁决

夏都说、商都（西亳）说、有条件的不可知论三派，本条目均在 disputes 中如实并列。adopted: true 标在夏都说上，adopted_reason: scholarly_consensus——这记录的是中国大陆学界的多数意见，不是本站的裁决，更不是史实认定。researched: false 表示本条目只知有异说而未详考各家论证细节，前端会如实标注：学界有异说、未详考。

五、需要提防的两类错误

其一，把“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当作已被证明的定论。它是阶段性成果，方法上受到过实质性质疑（夏含夷、李润权等），且工程本身并未声称结案。

其二，把“二里头是夏都”当作考古学的证明。它是当前证据下最有解释力的假说，不是被文字自证的事实——而“最有解释力”和“被证明”，是两件事。这个区别，恰恰是本条目存在的全部理由。

注释

• 二里头：遗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翟镇二里头村，故以村名命名。考古学文化按首次发现地命名，是学科惯例，与该地古名无关。
• 夏墟（xū）：墟即废墟、故地。徐旭生 1959 年调查的名义即“夏墟调查”，意在寻找文献所记夏人活动区的遗存。
• 斟鄩（zhēn xún）：古书所记夏都之一。今多被拟定为二里头，但这是拟定，非确证。
• 西亳（bó）：亳为商都名，商有多亳之说。“西亳”指商汤所都，其地望旧有二里头、偃师商城诸说；1983 年偃师商城发现后，多数原持“二里头西亳说”者改主偃师商城。
• 新砦期（xīn zhài）：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一个阶段，因新密新砦遗址得名。主张“夏文化上溯”的学者常以此为夏之早段。
• 爵、斝（jiǎ）、鼎：均为礼器。爵、斝用于酒，鼎用于肉食。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爵，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一批青铜容器。
• 考古学文化 ≠ 王朝：这是本条目最需要辨清的概念。“考古学文化”是依器物群、地层、分布区划定的物质文化单位；“王朝”是文献里的政治实体。把二者划等号需要额外的论证，而不是自动成立——二里头之争的实质，正在于这一步的论证是否已经完成。
• 有条件的不可知论：许宏用来概括自己立场的说法。要点在“有条件”——不是断言永远无解，而是说在当前证据（尤其是当世文字）缺位的条件下，不能给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