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唐朝最后四十年的内耗

叙事

一场考试

元和三年，公元 808 年，长安。

宪宗要选拔敢说话的人，开了一科制举，名目叫”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这个科名不是客套，它字面上就在鼓励考生骂人。

三个年轻人当了真。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在对策里把当时的朝政从头到尾数落了一遍——赋税、边事、用人、宦官，一样不落。考官读了很欣赏，把他们取在高第。

问题出在，当朝宰相是李吉甫。

对策里那些话，有多少是冲着他去的，一千二百年后已经很难分辨（今天有学者读了皇甫湜的原文，认为矛头其实指向宦官）。但在当时，李吉甫认为是冲着他去的。他到宪宗面前哭了一场。

结果：考官被贬到外地，负责覆核的翰林学士也丢了职。而那三个”直言极谏”的年轻人，考中了，却没人敢用他们。

一场鼓励人说真话的考试，最后惩罚了所有说真话的人，也惩罚了所有让人说真话的人。

这就是通行说法里，牛李党争的开端。

需要说清楚的是：这个”开端”是后人回头追认的。当时没有人觉得帝国的政治史刚刚拐了一个弯。牛僧孺那年不到三十岁，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二十出头，还在家读书。他们要在很多年以后才会成为彼此一生的对手。

一场覆试

长庆元年，公元 821 年，又是一场考试。

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放榜之后，有人不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告发：这次录取不公，取中的净是权贵子弟。

告发是有底气的：中榜的十四人里，有宰相裴度的儿子，有前宰相郑覃之弟郑朗，有主考官同僚杨汝士的弟弟，还有李宗闵的女婿。而段文昌本人推荐的人，落榜了。

穆宗下令覆试。翰林学士李德裕、李绅、元稹都出面证实钱徽用人不当。覆试的结果很难看：原榜十四人，只有三人勉强过关，其余全部黜落。

钱徽贬江州刺史。李宗闵贬剑州刺史。

这件事的性质，其实很像今天所说的一场明面上的规则之争。但它在当时的效果，是把两个人钉成了仇人：李德裕出面指控，李宗闵因此被贬。此后二十多年，凡李德裕在位，李宗闵必在外地；凡李宗闵在位，李德裕必在外地。

后来的人回看这段历史，常常在 808 年和 821 年之间犹豫，不知道该把起点定在哪里。这种犹豫本身很说明问题——它说明这场斗争没有一个清晰的、可以指认的原因。它是从一堆看起来不大的旧账里长出来的。

两个人

牛僧孺，安定鹑觚人，生于 779 年。他是进士出身，一路走的是科场正途。史书里的他有一种谨慎的克制：不多事，不生事，能不动就不动。这种性格在承平年代叫稳重，在需要有人拍板的年代叫误国——取决于谁在评价他。

李德裕，赵郡人，生于 787 年，宰相李吉甫的儿子。他终身不肯考进士。以他家的门第，本来也不需要考——但他不考，还有另一层意思：他打心底里瞧不起那套东西。他后来当政时说过，公卿子弟本该从小熟习朝廷典章，进士科那套雕琢词章、揣摩考官的功夫，只教得出一群会写文章的人，教不出会办事的人。

这句话足够得罪半个官场。而不幸的是，它有相当一部分是对的。

科举给唐朝提供了一条向上的通道，也顺手提供了一张网：座主与门生、同年与同年、荐主与被荐者，一榜取中三十人，就是三十条终身的人情线。一个人考中进士的那一天，就已经站在某一群人当中了。他还什么都没做，位置已经替他站好了。

所以说牛李两党”因政见结党”，是把顺序搞反了。更接近实情的是：他们先有了人，然后才有了政见。

维州

太和五年，公元 831 年，剑南西川。

李德裕当时是西川节度使。吐蕃控制下的维州城，副使悉怛谋派人来说：愿意举城归唐。

维州这个地方，是吐蕃入蜀的门户。唐朝丢了它几十年，为了它打过仗、谈过判，都没拿回来。现在有人把城送上门。

李德裕接受了投降，派兵入城，然后向朝廷奏报。

奏报送到长安，宰相是牛僧孺。

牛僧孺的意见是：不能收。理由讲得也很像样——唐蕃有盟约在，为了一座城破盟，得不偿失；吐蕃地广，丢一个维州伤不了它的元气，反倒会给它一个南下的口实。

文宗听了牛僧孺的。诏书下到西川：把城还回去，把降人也送回去。

李德裕只能照办。他把悉怛谋和他的部下捆送出境。吐蕃人接过他们，就在维州城下当着唐军的面，把这些人全部杀了。据记载，杀的方式极其残酷，为的就是让所有看见的人记住：投降唐朝是什么下场。

这件事之后，李德裕和牛僧孺之间就不只是政争了。

到今天为止，这仍然是评价这场党争时最难绕开的一幕。牛僧孺的理由，站在盟约与全局的角度上，并非全无道理——同样的话，换一个语境，可以叫作战略克制。但它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一批相信唐朝的人，被唐朝亲手交出去杀掉了。

政治判断可以复杂，可以有多解。而这个结果没有多解。

皇帝的叹息

太和七年（833），李德裕拜相。第二年，他被赶下来，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接替他的位置。

这不是意外，这是规律。整个文宗一朝，宰相的位置像一个跷跷板：一头上去，另一头必然下来。上来的人做的第一件事，永远是把对方的人从要害位置上清出去，换上自己的人。至于国事，排在这件事之后。

文宗是个想有作为的皇帝。他不甘心做宦官立起来的傀儡，也看得见帝国正在往下走。但他每天面对的，是两拨大臣互相攻击，而他谁也罢不掉——罢了这一拨，能用的只剩另一拨。

《资治通鉴》载：“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这句话说于太和八年，公元 834 年。说这话的时候，河北的藩镇已经割据了七十多年，朝廷屡次征讨屡次失败。一个皇帝认为，那件几乎办不成的事，比让自己的宰相们停止内斗还要容易些。

第二年，太和九年（835），文宗和一批亲信策划了一次针对宦官的政变，想把神策军的权力夺回来。事情败露，宰相以下上千人被杀，血流禁中。这就是甘露之变。此后文宗形同软禁，郁郁而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唐朝晚期最惨烈的宫廷事变里，牛党和李党的领袖都不在场。他们那时都被排挤在外地。

有人说这是他们的运气。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当帝国真正的病灶发作时，这两党谁也没在现场。他们在忙着对付彼此。

六年

开成五年（840），武宗即位。他把李德裕从淮南召回，九月拜相。

接下来的六年，是这场四十年争斗中唯一像样的一段。

会昌三年（843），回鹘南下侵扰，被击破。同年，昭义（泽潞）镇的节度使死了，他侄子刘稹按老规矩要求继承。朝中大多数人主张答应——藩镇世袭已成惯例，打不起。李德裕坚持要打，并且做了一件关键的事：他先稳住河朔三镇，让它们置身事外，再集中力量打泽潞。会昌四年（844），刘稹被部下所杀，泽潞平定。

这是安史之乱以后，朝廷第一次真正在藩镇问题上赢了一局。

会昌五年（845），武宗下令拆毁佛寺、勒令僧尼还俗，即所谓会昌灭佛。它的动机里有崇道的成分，但更实在的是财政与人口——大量的土地、铜、以及不入籍不纳税的人口，被重新纳进国家的账本。这件事在佛教史上是一场灾难，在唐朝的财政史上是一次输血。

短短几年，外抗回鹘，内平泽潞，裁汰冗官，制约宦官。史称会昌中兴。

李德裕在这六年里表现出的能力，即便是最不喜欢他的人也很难否认。同样很难否认的是他的另一面：他排斥异己毫不手软，牛党的人被贬得干干净净，李宗闵一贬再贬，最后流放到岭南的封州。

他大概觉得自己赢了，而且赢得彻底。

但他的全部权力，都系在一个人身上。

崖州

会昌六年（846），武宗死了。三十三岁。

继位的是宣宗——武宗的叔叔，一个在宫里装了很多年糊涂的人。他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罢免李德裕。

这里面没有什么复杂的道理。新皇帝痛恨前朝的一切，尤其痛恨那个把持了前朝一切的宰相。他随即起用白敏中、令狐绹这些牛党的人，清算开始了。

清算的工具，是一桩旧案。

会昌五年，淮南节度使李绅——就是写《悯农》的那个李绅，当时是李党的人——办过一个案子：江都县尉吴湘坐贪赃罪被处死。案子当时就有人觉得可疑，但压下去了。大中元年（847），吴湘的哥哥吴汝纳上告，翻案。御史台重审，认定是冤案。

于是罪名落到李德裕头上：他包庇李绅，杀了无辜的人。

李绅已经死了，被追削三任官告。李德裕先贬潮州司马。大中二年（848），再贬崖州司户参军。

崖州在海南岛。对唐朝人来说，这是天下的尽头，是九死一生的去处。

同年十二月，牛僧孺在洛阳城南的别墅里病故，七十岁。他这一生的最后几年被贬来贬去，但终究死在了家里，死在中原。

李德裕没有这个运气。大中三年十二月（公历已是 850 年 1 月），他死在崖州，六十三岁。

从元和三年那三个年轻人在考卷上骂朝政，到这个老人死在海岛上，中间隔了四十年。四十年里，唐朝丢掉了收复河朔的最后机会，宦官牢牢握住了废立之权，两党的人在贬所与相位之间来回轮转。

而在李德裕死后二十几年，黄巢的军队进了长安。

夹在中间的人

这场斗争最难受的位置，不属于任何一党。

李商隐年轻时受知于令狐楚。令狐楚教他写骈文，供养他的家用，几乎是把他当子弟养。开成二年（837），他考中进士，主考官问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你的朋友里谁最好？“令狐绹连说了三遍李商隐的名字。

同一年年底，令狐楚去世。

第二年，开成三年（838），李商隐去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中做事。王茂元赏识他，把女儿嫁给了他。

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是被视为李党的人。而令狐家是牛党。

于是李商隐的婚事，被解读成了一件事：背叛师门，投靠仇党。那一年他参加授官的覆审，被除名。此后一生，他辗转于各处幕府，始终没能进入朝廷的核心。牛党的人认为他忘恩负义，李党的人也没把他当自己人。

他大概从未想过要站队。他只是娶了一个欣赏他的人的女儿。

但在一个所有人都必须有归属的年代，“没想过要站队”本身就是一种立场，而且是最不被原谅的那一种。

争的是什么

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这场党争究竟在争什么，至今没有定论。

最有名的解释来自陈寅恪：牛党多是进士科考上来的新兴阶层，李党多是山东旧门第出身，两党之争兼有社会阶层与文化取向的深层分歧。这个解释影响极大，几乎写进了所有教科书。

而岑仲勉不同意。他的看法更冷：所谓”李党”根本不存在，李德裕从未结党；真正互斗的是李宗闵和李德裕两个人和他们各自的追随者，应该叫”二李党争”。

后来的研究者又指出：陈寅恪的分野并不整齐——牛僧孺自己也出于士族，李德裕手下也有寒素之士。真正贯穿始终的对立，恐怕在具体的政策取向上：对藩镇是打还是抚，对边事是进还是守。

这些争论没有结论，也未必需要结论。有一点是清楚的：无论最初争的是什么，到后来，争本身成了目的。

一个人是牛党还是李党，最终不取决于他的主张，而取决于他的座主是谁、他娶了谁的女儿、他二十年前在某一场考试里站在哪一边。政见成了身份的注脚，而不是相反。

文宗那句叹息之所以刺耳，正在于此：河北的藩镇是一个可以被识别的敌人，你知道它在哪里，也知道要打它需要多少兵。而朝中的朋党没有形状。它由人情、恩义、旧怨和站队构成，它不在任何一个可以被攻打的位置上。

它在所有人身上。

考据

分期。本条目取元和三年（808）制科案为起点、李德裕卒于崖州（大中三年十二月，公历 850 年 1 月）为终点。这是编者的分期，不是史料给定的边界。若以两党领袖正式结怨算，当自长庆元年（821）科场覆试案始；若以余波算，牛党的令狐绹等人在宣宗、懿宗朝仍长期当国。诸说已列入 disputes。

元和三年案的指向。通行说法（亦为陈寅恪所本）是三人对策触怒宰相李吉甫，遂开数十年之争。但今人据皇甫湜对策原文提出：所刺的”权幸”实指宦官吐突承璀，归罪李吉甫是牛党后来的追述。此说见于近年论文（金滢坤《论元和三年制举科场案》一类），本条目采通行说，并列异说于 disputes。

长庆元年案。覆试的直接当事人是段文昌、钱徽、李绅、元稹、白居易、王起、李宗闵，而后来被认作两党领袖的李德裕与牛僧孺，一个只是出面作证，一个根本没有参与。把这一案称作”党争的导火线”，同样是后人的追认。

维州事件的年份。系于太和五年（831）。李德裕受降、牛僧孺主张归还、悉怛谋等被吐蕃杀于城下，各书大体一致；但归还的诏令出自文宗、牛僧孺的具体奏语如何，本条目未实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原文，只据通行叙述与工具书。

文宗那句话。⭐ 唯一实查过的引文。《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唐纪六十一，太和八年（834）条：「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据维基文库本，2026 年 7 月核，verified: true）。

李德裕的卒年。大中三年十二月初十，换算公历已是 850 年 1 月。多数论著按年号年径作”849 年卒”，故两个年份都能查到。本站一律以公历系年，原始纪年另记于 era，异说见 disputes。

会昌灭佛的数字。拆毁寺院与还俗僧尼的具体数目（各书所记有四千六百寺、招提兰若数万、僧尼二十余万等说），本条目未实查，故正文中不使用任何精确数字——不是不知道有这些数字，而是没有实查到出处之前不写。

未实查的部分。本条目以中文维基百科相关条目为主进行交叉比对（s5，2026 年 7 月读）。⚠️ 除《资治通鉴》卷二四五那一条外，两《唐书》的卷次一律未实查，verified: false。 本站铁律：不得凭记忆填写卷次。

没有采用的说法。近年通俗读物中流行的”牛党是空谈的清流、李党是干实事的能臣”一类论断，把一场四十年的复杂政争压缩成了一次善恶对决。李德裕确实能办事，牛僧孺也确实在维州一事上做了一个后果极坏的决定；但李德裕排斥异己同样毫不留情，而”李党”是否成其为党，学界至今有争议。本条目不采此说。

注释

• 制科：由皇帝临时下诏开设的考试，科目名称即考试主题，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与每年固定举行的常科（进士、明经等）不同。
• 对策：制科的答卷。考生就皇帝所出的策问作答，允许——名义上是鼓励——直陈时弊。
• 座主与门生：唐人称主考官为座主，及第者自称门生。这一层关系终身有效，是唐代人事网络的骨架之一。
• 同平章事：全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代宰相的实际职衔。
• 覆试：对已放榜的考试结果重新考核。长庆元年的覆试黜落了原榜多数人。
• 维州：唐代羁縻州，在今四川理县一带，为吐蕃入蜀的要冲。
• 悉怛谋（xī dá móu）：吐蕃维州副使，太和五年举城降唐，后被唐廷送还，遭吐蕃杀害。
• 泽潞：即昭义军，辖今山西东南部与河北南部一带，会昌三年至四年为李德裕所平。
• 崖州：唐代州名，在今海南岛。唐人视为极边贬所。
• 司户参军：州府佐官，掌户籍。以宰相之尊贬为一州司户，是极重的处分。
• 牛僧孺：字思黯。另著有传奇集《玄怪录》，是唐代小说的重要作品——这个人身上还有一面，不全在朝堂上。
• ⚠️ “太和”与”大和”：文宗年号，两种写法古籍中并见（《资治通鉴》作”太和”）。本条目统一作”太和”。